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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在华早期贷款方略
2007-01-16 16:18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发表评论 第1页/共2页 <<上一页 |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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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埠通商后,一些赫赫有名的外资银行,如花旗、汇丰、麦加利(即渣打)等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它们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同时,锐意经营,获益颇丰,控制中国金融命脉达数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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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外资银行称雄神州、争霸华夏的野心并未如岁月般流逝褪色,反而在中国金融业蓄势前行之时卷土重来,其意图不言而喻。由此,再现其在华发展史上的一幕幕演出,追溯尘封的往事和理念,对今时今日的金融同仁而言便具有特殊涵义。

“亚伦的巨蟒”

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的土地上完全没有美国银行业的身影。当时金融调剂、资金调拨以及外汇牌价,均由英资银行业特别是汇丰银行统筹及挂牌,可说是汇丰的天下。美国虽然在上海设有为数不少的洋行从事商贸活动,但除经营一定的资金划拨业务外,多数金融往来均需依赖英国银行业。

这种状况让美国人深表不满,并酝酿在华建立代表和维护美国利益的金融机构。1873年美国驻香港领事伯雷在致美国国务卿费什的信中说:“在目前,所有通过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大宗的货币计划,不啻付给伦敦一笔数目庞大的贡税。”“由一个有实力的美国银行或由银行家组成的公司在东方所有的重要贸易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发行信用证,收买直接向纽约、旧金山和其他中心开发的汇票,从而取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的控制权。”

1887年初,波兰裔美国人米建威来到中国,向晚清重臣李鸿章及盛宣怀等人提出了他的银行构想,并顺利取得李鸿章等人的同意。米建威计划拥有一个庞大的金融机构,最初定名为国家和国际混和银行(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malgamates Bank),后来改称华美银行(American Chinese Bank)。总行初步定在天津,银行资本1000万元,分为10万股,每股100元,中美各半。银行的组成人员,名义上规定中美各半,但董事长一职则由美国人担任,且中国方面的经理也由董事长指派。该行的业务包括经理贷款、发行货币、采办物资、经理国库和包揽汇兑五项。如果该银行完全贯彻这些业务,无疑意味着“笼天下之利尽归所设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势必沦为该行所控制。因此,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评论说:“它像亚伦的巨蟒一样,会把其他所有的银行一口吞掉。”

该年7月,米建威回到美国,在李鸿章代表马建常及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的配合行动下,他的计划引起了费城金融资本家白银集团的关注,据称甚至连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包特都打算辞掉职务来担任该银行的专任董事。但是,由于美国从中获益过大,这一银行计划遭到各国公使的不断抗议,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暗中破坏,最终米建威计划破产,“亚伦的巨蟒”被拦腰斩断。

1901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偿英、法、美等11个国家共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美国连同利息在内共获得约2500万美元赔款。按照规定这笔赔款直到1940年才能付清,如何接收巨额款项成为美国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美国原本打算由其驻沪总领事充任赔款收解的经手人,但由于一些国家明确反对由外交官办理金融事务,美国政府只得承认,“需要有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

美国政府找到了万国宝通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即所谓老花旗银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尔要求该行提出确实保证,以表明其有能力胜任此项款项收解任务。万国宝通银行迅速与上海的美国协隆洋行洽妥,委托该行为代理人。由于协隆洋行在经营汇票和货币交换方面颇有经验和信誉,美国国务院遂决定将收解赔款事宜交由万国宝通银行。

万国宝通银行设立于1901年,注册地为美国康涅狄克州,享有在全世界各地开设分行的权力,其主要创设目的是发展并服务于美国对华及菲律宾的贸易。根据可靠史料,万国宝通银行是在美国国外建立分支行系统的第一家美国银行,1902年即在上海设立分行,拉开了美国银行在华拓展的大幕。1915年,纽约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Y.)持有万国宝通银行,并依靠其海外网络进行广泛的国际银行业务。1926年12月9日,纽约国民银行正式合并万国宝通银行,并继承该行在华“花旗银行”的称谓。老花旗银行所属的分支机构悉数移交纽约国民城市银行,作为该行的直接分行营业。

金融政治代言人

从晚清到北洋时期,中国政局纷乱与政府叠次更迭,使中央政府处于极为不利的财务紧张状态,只得依靠举借外债来弥补亏空、维持国家军政运作。为从财政命脉上控制中国,各国驻华使领馆与其在华银行业结合起来,长袖善舞,纵横捭阖,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政治借款剧目。花旗银行在华业务本就以处理政治款项为主,因此成立不久,花旗便卷入到一系列政治借款中。

1909年塔夫脱总统上台后推行“金元外交”,从中国的铁路入手,以铁路借款为工具,加快了对中国权益的掠夺。花旗积极参加美国银行团,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且有相当的地位。1910年10月,美国银行团与清政府谈判商借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银行团特别代表司戴德缺席的情况下,明确授意由花旗北京分行经理梅诺德代表美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了这比年息5厘的借款,最后银行团对这比借款同意按照95折买入。

统揽整个晚清时期,清政府所借外债中跟花旗有关的如下:1910年8月4日为挽救上海橡皮股票风潮而与上海九家主要外商银行签订的“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在全部350万规元的借款合同中花旗承担30万两;1910年的东三省借款;1911年4月15日的币制实业借款;1911年5月20日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1911年8月14日的湖北省银币借款等。

进入民国后,花旗在参与政治性借款上,积极性有增无减。1912年11月开始,袁世凯政府开始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展开谈判,商讨善后大借款事宜。不久日俄加入,变为六国银行团。但由于六国银行团的内部矛盾以及美国政坛更迭,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3年3月宣布退出该项借款。威尔逊在“关于美国银行团退出六国银行团的声明”中表示:“美国……认为在中国缺少给予在华美国人以银行便利的必要立法,因而使美国人在与其竞争者相比之下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尽管花旗最终没有分到一杯羹,但它在先期却五次垫付了外国银行团对华借款中的美国承担份额,总额约250万规元正,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仅如此,美国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后,明令该团在华权益将由花旗代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说:“我们将授权花旗承担由于我们的义务而有必要进行的日常事务。在湖广铁路借款协定和币制借款协定上,花旗将代表我们。”

此后,花旗俨然成为美国政府在华经理人与财务代理人。1915年5月16日,花旗北京分行经理梅诺德就中国政府所欠美国各项款项事宜,立即致函中国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函中说:“我们荣幸地通知阁下,我们收到美国银行团自纽约来电,他们希望从善后大借款的收入中得到根据2月19日、3月9日、5月17日、6月12日及6月18日垫款协议,他们手中执有的国库券本息,以及根据1911年4月15日币制实业借款协定条款应于1913年4月14日到期的40万英镑垫款中他们所占的四分之一的份额。如果对庚子赔款(即《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现在的任何欠款也准备以善后大借款来支付的话,美国银行团也希望偿还其对清华学校所贷的两笔贷款的本息计美金385000元,这两笔贷款是根据1912年11月26日及1913年1月14日的合同贷出的。”

袁世凯病故以后,花旗对北洋政府的政治借款并未停止。1920年初,政府打算举借500万英镑紧急借款,并与英、法、日三国交涉。美国得悉后非常着急。1920年1月22日,应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紧急要求,花旗北京分行经理贝诺德致电纽约花旗总经理,强烈希望美国银行团立即指派代表参加拟议中的该项借款。1月28日,纽约总行回电北京分行,指出美国银行团已要求花旗北京分行作为美国银行团代表,与美国驻华公使合作,同英法日三国在北京的代表进行商谈。电报还列出了美国提供贷款的几个条件:贷款三年到期,息票利息7厘;贷款以盐余担保,如有必要,以关税担保;在贷款有效期内,如有必要,贷款的担保收入应以某种方式加以托管,以便到期偿付借款。

2月5日,英、法、美、日四国公使发出致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照会,宣布了该项500万英镑紧急借款的四项条件。2月7日,外交部以备忘录形式答复四国公使,同意各项条件。2月9日,北洋政府财政部特意致函花旗北京分行,就花旗在这次借款中的作用表示感谢。谢函称:“以四国银团担任借款500万镑一事,据美银团称,美国方面极愿赞成,并竭力疏通与日本连同担任等因,具征贵代表热心赞助,无任铭感,专此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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