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亚洲新兴之虎

2006-10-16 11:00更新来源：转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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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文/Chetan Ahya 译/《当代金融家》

本报告是摩根士丹利《印度与中国：亚洲新兴之虎》系列的第二部。系列的第一部分出版于2004年7月，评估了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在全球化快速进展时期的长期展望。我们着重指出，印度与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中最强大的动力，两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将持续改变支撑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产出结构的规则。为了在当前的繁荣过后持续保持其增长轨迹，两国均面临若干挑战。系列的第二部分，即本报告，将集中关注这些挑战（鉴于原报告篇幅较长，本次刊登内容为摩根士丹利三位主要分析师撰写的总述性文章部分，编者注）。

过去两年中，我们对印度和中国的长期观点已得到确证。中印两国适合工作年龄的人口大幅赢余，已经迫使世界承认两国经济在全球竞争态势中所扮演的角色。两国市场日渐成为跨国公司商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被视为全球生产力进步与抑制通货膨胀的结构性驱动因素。我们预测，在有利的人口因素、结构改革与全球化的共同推动下，到2015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2万亿美元大关，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6万亿美元。我们期待，印度和中国将主宰世界未来30年的长期成长故事。

然而在短期和中期，印度和中国均面临若干挑战。在这些挑战得以应对前，我们预计，两国的增长动量将有所放缓。当前，中国和印度都处在紧要关头，需要重新评估各自的发展模式，并启动阻力重重的政策改革。这样，两国当前强劲的增长趋势方能得以维系。在我们看来，两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在于平衡投资和消费的经济贡献：印度需要激进地提升投资与出口，同时抑制消费；而中国则须放缓投资与出口，鼓励消费。

两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包括：降低失业、贫困与不平等，改善教育。此外，两国还各自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挑战：印度需要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财政，改革劳工法律，并通过引入更多外国直接投资与民营化来充分发掘其资源。中国则需要改造其金融体系，过渡到更为灵活的货币机制，并改革其制度架构。

两国均需进行政治改革，以将其经济提升到下一发展阶段。尽管两国的政策制定者均越发意识到这一需求，但仍需表明他们的确愿意直面问题。本报告中，我们分析两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这些社会与经济条件构成了两国政治意志与经济需要间交织互动的大背景。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评估两国政府直面问题的意愿。

两个亚洲的故事

文/斯蒂芬?罗奇译/《当代金融家》

紧要关头

印度和中国的对比在关于亚洲的探讨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亚洲以外的世界也至关重要。归根结底，中印两国的比较可能并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考察方式。尽管在过去15年中，中国的经济表现始终大幅优于印度，但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将来的发展。这两大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当前均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紧要关口，面临着是应当坚持到底还是要改弦易辙的重大抉择。两国抉择的后果不仅对生活在这两个国家、占世界人口40%的人民影响深远，而且也影响着亚洲与全球经济的未来。

直至1991年，中印两国还处在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但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是印度人的两倍有余。200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00美元，而印度只有700美元多一点（见图1）。两国在应对发展挑战时，选取了颇为不同的路径。中国追寻一条制造业引领的增长战略，而印度则选择了一种更多基于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尽管这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但中国在过去15年中优异的发展成就，使得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显得格外诱人，为亚洲其他国家所仿效。

这两种发展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过去15年间，工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42%提升到47%，而同期，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大抵停滞在28%左右。与制造业的情形相反，在印度，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990年的41%增长到2005年的54%。

中国的宏观特征完全契合这种制造业引领的发展动态。得益于高额的国内储蓄率、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大努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日益为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所驱动。当前，这两个部门加起来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5%，而且仍然以30%的速度增长。

印度的宏观特征在很多方面则同中国截然相反。受制于较低的储蓄率、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及被大大忽略的基础设施，印度乞灵于高度碎片化的服务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服务业的高度劳动密集，支撑起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成为印度消费引领的经济复苏的关键基石。结果是，当前消费占到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1%，远远超过中国的40%；而印度的出口和投资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中国相比则相形见绌。

你能，我也能

有趣的是，展望未来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往往乐于模仿对方。中国着眼于重新平衡其发展动态，从出口和投资导向转为印度式的消费引领模式。这种转变更多出于必要而非主动选择。因为出口的持续增长，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继续推动已经过剩的投资，则可能导致产能过剩与通货紧缩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也致力于赶上印度的改革进程。当前，印度拥有超过25家世界级的公司、一个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现代银行体系以及根深蒂固的法制传统。中国在这些关键之处均有所缺失，并希望向这些方向迈进。中国也在寻求路径来实施印度式的劳动密集服务部门的扩张，希望藉此提供就业和收入增长机会，以促进消费增长。然而，由于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大量工人下岗心有余悸，于是通过大量储蓄未雨绸缪，因此，在中国培育消费文化将遭遇重大困难。

无独有偶，印度也在向中国学习大力发展制造业。印度的政治领导层确信，制造业是解决印度贫困化农村地区高失业率的灵丹妙药。每次访问印度，笔者都会同该国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进行同样的辩论。在笔者看来，资本密集的全球制造业平台天生具备节约劳动力的偏好，因而它未必能为印度创造就业机会。我在访问印度制造业公司时曾亲眼目睹，工厂里的机器人比人还多。

印度领导人对制造业却有不同的愿景。他们目睹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希望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今年早些时候，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我追问印度领导者，他们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到底是什么样的，要求他们指出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潜在来源。他们的回答是：食品、纺织、皮革这些可能大量产出的行业，希望能为相对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农村工人带来丰厚的就业机会。实际上与中国人不同，印度领导人原本对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并不太看好，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说，由信息技术构成的服务业，亦即印度新经济“皇冠上的明珠”，毕竟只能为名牌高等教育机构的精英毕业生们提供就业机会。

这一探讨昭示，中印两国都处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关口，两国均致力于进一步拓宽支撑各自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希望加大力度推进服务业发展，并建立一种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动态。印度则更为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国直接投资，希望藉此拓展制造业。两国在解决农村失业和贫困问题方面均任重道远，都在集中全力加以解决。对中国来说，局面甚至更为复杂，因为中国尚需完成从国有经济到民营经济的产权过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政治与经济交互

解决上述问题，不可能不导致政治上的张力。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反映了两国对社会稳定的关注，对于上述拓展战略的实施有着深远影响。世界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印度在服务业的地位，达到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地位的同等水平，那么高成本的发达国家还有什么戏可唱？如果印度成功打入制造业，而中国也成功发展起服务业，世界主要工业化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就会更为严峻。

保护主义是最大的风险。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此外，信息技术所产生的联通性，也使得过去无法交易的服务转化为可交易，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其在价值链与职业层次中的地位。这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感日益动摇，并引来政治行动。而且很不幸，这些政治行动通常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正统的经济学家并不理解这种态势。传统理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双赢”安排：贫穷国家的工人通过贸易变得富裕，然后从发达国家购买产品。这种理论看来并不奏效。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的速度与范畴已经打破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模式。在遥远的过去，发达国家认为放弃制造业产品市场份额尚可接受，尽管也颇为痛苦，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工人也可在无法交易的服务中找到荫蔽。然而，随着过去无法交易的服务变得可以交易，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教育水准与能力也迅速提升，发达国家过去的那种安全感已不复存在。很遗憾，这使得那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可以自圆其说，找到推销其主张的机会。

结论

中国和印度代表着亚洲的未来，而且也很有可能代表着全球经济的未来。但当前两国均需拓展其经济的动力基础，从而对其发展战略作出微调。如果两国的中期调整得以良好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的确可以做到——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印两国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然而，这一角色也将带来同样的重要后果。

信息技术促成的全球化，给这一进程带来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微妙与复杂，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需时间缩短了，而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对此并无心理准备。这也使得工业化国家越发在经济上有了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又促使一种非常危险的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抬头，成为两国需要面对的另一重大挑战。中印两国需要学会如何承受自己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超越周期性繁荣

文/谢国忠译/《当代金融家》

创业难，守成更难

过去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为10%，印度也达到8%。同期，全球经济经历了几十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升期，平均年增长达到4.5%。这次史无前例的经济扩张，主要源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中国与印度处在这场方兴未艾的全球整合中心，并成功将全球化的成果保留在国内，为各自的经济成长提供动力。

中印两国采取了不同途径来保住全球化的收益。中国一直以来遵循典型的“东亚模式”，即将出口收入再循环到固定资产投资。由于产能扩张与快速增长保持同步，国内经济并未遭受高通货膨胀之苦，只是随着全球经济水涨船高。实际上，过去3年中，尽管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3%，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却不到2%。这反映了中国过高的储蓄与政治体系对投资的偏好。

在传统的东亚“投资/出口”模式之上，中国还得益于其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家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增长。举例来说，在基础设施方面，规模经济将运输、电信、电力的资本成本降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低；在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销方面，中国所达到的规模效益在全球经济中无与伦比。规模经济的增长也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印度在贸易方面也取得了突破。2002～2005年间，印度的出口增长达到25%，而此前的10年只有10.5%。然而到2005年，出口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19.5%，远远低于中国的38%，因而，印度在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还远不足以驱动经济的强劲增长。印度得益于自己灵活的金融市场，吸引外国资本为其经济增长注入资金。

在本次繁荣期内，流入印度资本市场的外国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为印度的消费信贷提供了资金，赋予印度经济一个强有力的“消费锚”。2002～2005年间，印度的信贷增长为每年25%，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19%。与此形成对比，中国的信贷增长为17%，而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27%，而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要比印度高出1/3。

印度的增长模式更近似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而非东亚模式。其外部项目也以类似的方式演进。2003年，印度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到了2005年，经常项目逆差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与印度相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由2003年的2.8%，上升到2005年的7.2%。

尽管中国和印度选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两国均把握住了当前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机遇。一直以来，两国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得益于“低基数效应”。然而在今后几年中，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产链的完全整合，这种低基数效应将会消失，曾推动印度与中国扶摇直上的全球化东风亦将减弱。在当前的繁荣期过后继续维系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将成为两国的主要挑战。

除恶务尽

当前，中印两国似乎都喜欢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策略，即只有当一个问题已然严重威胁到经济成长时，才去解决。当然，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不能对长期趋势见微知著，是一个全球性通病。这一通病最好的注脚就是，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对资产负债表问题均有欠考虑。尽管经济史已告诉我们，所有的重大经济危机都是由资产负债表的过度延伸导致的。就这一点而言，印度和中国只是从众而已。

【印度】

在未来两年内，印度经济增长的威胁在于基础设施的捉襟见肘。要解决这一问题，印度需要更有效的资本运作，并优化基础设施发展的实施进程，这就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但印度当前盛行的联盟政治不大会造就强势政府。鉴于过去三年中印度在缺乏良好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依然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这一势头有望在未来两年内得以持续。

印度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当前的资产泡沫有可能破灭。印度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取得大幅增长，主要由于低真实利率所带来的价格增值。在这种低利率环境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外资流入的增加，以及进口竞争的加剧。这两大因素有助于平抑通货膨胀。但这两个因素的生命周期都是有限的。

首先，外资流入是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使得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持续处于高位，并继续上升。全球化的扩大，带来低通货膨胀与强劲的流动性，这就是当前对高风险资产狂热追捧背后的大背景。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成熟，全球流动性将趋于正常化，预计不会再有同等数量的资金以同等条件涌入印度。

其次，持续增长的进口竞争迫使本地生产者接受更低的价格。印度的低通货膨胀，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是在低基数基础上的全球化收益。当生产对新的价格做出反应时，进口就不会再那么有效地平抑通货膨胀了。

活跃的资产市场给消费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而低成本资本则鼓励更多资本投资，这也许是印度经济增长超越其以往历史轨迹的原因。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激进地提高利率，这样就可以控制泡沫破灭的成本。然而，政治倾向于让当前的欢娱尽可能久地持续下去，不愿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

对于印度来说，规模经济的提升也是生产力增长的一个来源，而且应该可以抵消外资流入的消逝，继续维持经济扩张。特别是印度消费品工业的现代化，可能会加速生产力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印度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运输体系，以支撑现代物流，并重塑监管架构，以支持大规模生产。

在我们看来，为在当前繁荣期结束后继续加速经济增长，印度可以采取3大步骤：

1.推出法律，允许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进程可以径直切入当前的监管迷宫，并可以快捷地购买土地；

2.在没有土地产权纠纷的沿海地区建立若干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可以是那些在优化监管架构与政府架构方面具有自己特点的城市。印度当前的经济特区是以项目为基础、为出口生产提供税收减免，这样的特区可能不会促成新城市的兴起，而新城市的兴起则是印度加速实现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3.出售国有资产，启动一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印度现代化的核心。

【中国】

中国要维持自己的高速增长，需要面对与印度颇为不同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基础弱势在于低消费。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家庭消费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都实在太低。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使得中国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损害。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官方对投资的偏爱以及社会组织的缺位、无力，都对政府形成有效制衡，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易受冲击。

低消费与海外游资投机人民币可能的重新估价，带来流动性过剩，导致房地产市场生产与价格的快速增长；而物业价格上涨又成了另一个阻碍消费增长的因素，因为中国家庭不得不持币观望，以抵御日渐上涨的生活成本。这进一步促使过剩的流动性持续涌入房地产部门。这种动态加剧了经济失衡。

中国的周期性风险与结构性失衡其实是同一件事。除非能够重新平衡其经济，中国可能不得不同时承受日渐沉重的货币升值压力与通货紧缩。其实对中国来说，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所要实施的改革其实并不难：只要找到途径把钱交给家庭就好了。

要重新平衡其经济，中国必须应对财富、收入和安全保障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家庭方面相对于整体经济出现了缩水。

1. 在财富方面，政府拥有土地、自然资源和国有垄断企业。这些资产不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上，因而其消费仍低于国民财富能够支撑的水准。政府的财富需要转移到家庭方面以平衡其经济。

2. 在收入方面，劳动力赢余使得工资上涨低于工人生产力水平，导致劳工收入相对于经济处于趋紧状态，加剧消费不足、流动性过剩以及投机热潮。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发生过此类失衡，而工会力量的兴起最终促使工资增长，达到同劳工生产力增长相应的水准。中国劳动力的赢余很可能会再持续20年。市场力量不大可能解决这一失衡。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提升最低工资水平，并向企业提供工资增长指引。政府的劝说是否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促进劳工与企业间的集体谈判可能更为有效。中国现有一个政府控制的工会，这一工会通常会占到企业一边，因为政府担心工会可能对创造就业机会带来不良影响。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工资增长同生产力进步保持同步，由此促进的消费增长对创造就业机会有更大的乘数效应，用来抵消高工资给创造就业机会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绰绰有余。非独立工会或许最终演进为只是简单地制定工资标准的机构。

3．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支出，以及其他和对未来担忧相关的成本滚动上升，导致预防性储蓄，从而压抑了消费。教育、医疗、住房这三个部门中，有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需要时间，而另一些问题则较容易解决。

首先，应重新引入公共住房体系。随着住房市场整体变为逐利性，房地产价格迅速膨胀。地方政府控制着所有土地，因而事实上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地方政府希望土地转让的收益达到最大化，以此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因此，从这点上看，高房地产价格实际上等于向当地居民征收“发展税”。然而，这种税收是一种累退税，即低收入阶层的税率高于高收入阶层的税务制度，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一种类似新加坡的公共住房项目。

其次，中国政府具备充足的融资能力，可以发行债券来为基本医疗和教育提供资金。对负债的恐惧，使得政府在发行债券时谨小慎微，在拓展收入时则迫不及待。其实，在一个缺乏充分消费的经济体中，通过财政负债来为经常性支出提供资金，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做法。

第三，中国应该在基本层面以上的教育与医疗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中国当前的医疗和教育当局主要是政府所有的垄断机构，这些垄断机构让自己的收入达到最大化，从而为内部人谋利。这一体系同时具备公营与民营两种体系的消极特征，即低质量和高成本，却不具备这两种体系积极的一面，即低价格与高质量。我认为，在政府主导的部门中引入更多竞争机制，有助于提升消费。

改革的阻力在于从固定资产投资中受益的庞大官僚体系。此外，民营部门从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中受益，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领域，进一步深化了平衡经济所面临的阻力。

知易行难

我们可以在此清谈中国和印度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现实是，两国都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种得过且过的方针。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一现实具有关键意义，让我们理解了在短期内两国政策可能如何制定，资产市场可能如何作为。

印度可能会试图将利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改善外国资本进入本国资产市场的路况，以此来获得资金，弥补低利率导致的经常项目逆差；并允许本币升值，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简言之，印度可能会采取政策鼓励当前的资产泡沫继续扩张，而不是试图抑制泡沫。

我们可以预计，中国将定期打压过快的信贷增长和房地产投机。但政府这种作为可能不足以长期抑制信贷增长或房地产投机，因为这种定期打压的政策，并没有直击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根源，也不能永久性地冷却对信贷或房地产的需求。如果这些失衡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可能会被严重削弱。从效果上看，中国的策略是试图降低失衡加剧的速度。

至于货币，中国可能继续坚持当前的路径，以每年2%～3%的速度渐进升值。中国政界不喜欢“休克疗法”，而货币的大幅变动会被视为休克疗法。但对待货币改革的这种渐进主义做法，有可能会使货币投机持续下去，人为地维持高流动性，并将投机扩散到房地产市场和本国股票市场。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做正确的事都是困难的，而当中国和印度经济处于繁荣之时，更是难上加难。严峻的改革通常发生在艰难时世，在当前的经济周期趋冷，两国经济失去动量时，两国政府可能会开始必要的改革。

中印两国的重要性

文/Chetan Ahya 译/《当代金融家》

提升全球生产力与经济增长

中印两国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提升了本国的生产力和增长速率。两国合在一起占全球劳动力供给的40%，但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按名义美元计算，只有区区6.7%（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21%）。全球化的经济趋势，亦即全球劳动力套利兑现，正在提升两国劳动力的利用水平。实际上，中印两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正在重新定义过去封闭经济下适用的宏观经济理论。

只要两国的失业以及有能力工作年龄人口的供给和存量持续维持高位，中国和印度将会继续促进全球生产力增长。在此，我们将“有能力”定义为：人口中的一部分不仅具备技能、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且处在一种授能环境中，这种环境由政府的结构性改革所营造，如消除障碍、提供基础设施或平台。从当前中印两国的低工资水准、巨大的富余劳动力存量以及预计新增劳动力来看，世界经济还远没有到劳动力套利不再起作用的关头。

三大宏观因素的交互作用

中国和印度之所以能取得高速增长，主要是于三大关键宏观要素的交互作用。这三大要素分别是：人口特征（demographics）、改革（reform）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我们将这三个因素统称为DRG因素。

首先，自1970年代以来，两国的年龄供养比均已下降，即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其中中国的年龄供养比下降更为显著。

其次，两国的结构性改革改善了工作年龄人口的利用水平，而工作年龄人口是两国的一个关键性资源。积极的人口发展趋势可能是强劲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有利的人口因素，需要被转化为一种良性循环。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改革开放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在中国，这样的改革狂飙突进。而在印度，虽然改革的节奏舒缓，但也是持续进步。

第三，全球化大背景使得两国生产性就业机会的增长进一步加速。中印两国主动选择参与全球化浪潮，这一选择被证明是两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上涨——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印度在1990年代早期——的关键动因。

更快的生产性就业机会增长→收入增长→储蓄→投资→更快的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而人口因素、改革与全球化在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亚洲的第三与第四次浪潮

积极的人口周期，是中印两国强劲增长趋势的关键组成部分。两国非工作人口（老人和儿童）对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之比均出现下降；也就是说，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份额正在上升。

过去50年中，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亚洲崛起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在这一进程中，有利的人口因素始终居功至伟。整个地区出现过几次年龄供养比下降、储蓄（及投资）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经历有利的人口发展潮流的国家，接着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之“虎”，包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接着是中国内地，几年后印度也赶了上来。

世界最大的劳动力供给者

中印两国加起来占到世界工作年龄人口的40%。两国巨大的工作年龄人口赢余，迫使世界经济承认两国在全球竞争与产出动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中国和印度将分别为世界劳动力储备贡献7100万和4400万新增劳动力。相形之下，在同一时间段内，美国的贡献为1000万，欧洲的工作年龄人口不会增加，而日本将会下降300万。

与此类似，同发达国家相比，两国熟练工人的边际供给也大得多。将中国和印度拥有中学以上教育人口数量的发展趋势同主要发达国家做个比较，两国为世界劳动力供给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力便一目了然。例如，在1990～1991年度，中印两国科学与工程学科毕业生数量要少于发达国家，而今天的情形正好反了过来。印度和中国每年新增的工程与科学毕业生分别为69万和53万，而日本、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分别为35万、42万和47万。

以存量计算，印度和中国的数字同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惊人的。两国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人口几乎是美国、主要欧洲国家和日本总和的近2倍。在过去5年中，印度和中国新增中学及以上教育程度工作年龄人口可能分别为1600万和2400万，而美国为1400万。

中国令印度相形见绌

中国已经做到将其增长中的工作年龄人口优势转化为良性循环，为日渐扩张的劳动力大军创造生产型就业机会，并将其转化为更高的储蓄、投资与增长。中国的年龄供养比（非工作人口同工作人口之比）在1965年达到顶峰，为80%。从那时起，其工作人口一直急剧上涨。到1980年，中国的人口供养比下降到67%，到2000年下降到46%，到2005年又进一步下降到41%。

与此同时，政府也一直有能力增加生产型就业机会，并由此创造更高的储蓄。中国的储蓄率从1960年代中期的25%，提升到1980年的35%，到2005年，又进一步提升到50%，为实体资本积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提供了资金。

在过去25年中，中国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年均9.5%，而同期印度则为5.8%。在此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5倍，达到2.2万亿美元，而印度则扩张了4.5倍，达到8000亿美元。同期，中国的出口（包括服务）增长了41倍，达到8400亿美元，而印度出口增长了13倍，达1500亿美元。

在我们看来，印度的表现之所以落后于中国，是由于人口、改革与全球化因素的支持水平要低于中国。印度的人口发展周期落后于中国。1970年代后期，两国的人口供养比还难分伯仲，但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发展趋势比印度有利得多。

中国启动改革的时间也比印度早得多，在1980年代即开始改革，而印度直到1990年代才动手。两国改革的深度也颇多差异。我们认为，在结构性改革中，新兴经济体的政府主要扮演两大角色：

首先，政府需要缩减其对真实经济的干预，允许生产要素更为自由地运行，即放松对经济行为的管制。

其次，政府必须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扮演积极的公共部门生产者角色，使生产要素得以更有效地运行。例如，政府最有能力投资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并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诸如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

一直以来，印度政府在扮演第一个角色时还比较成功，但在扮演第二个角色时，同中国相比，则严重缺位。

印度也是在最近才下定决心参与到全球化当中，这一点可以由其进口关税趋势反映出来。印度同全球经济的并轨于199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而中国的这一进程早在198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如果将两国各自开始改革开放、允许本国资源同世界其他地方互动的年份作为起始点，比较两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实际上在沿袭中国的路径。

印度仍有潜力

在未来10年中，随着中国的增长速度在高基数上有所趋缓，印度的经济增长潜力会继续加速，保持8%强的速度，打破过去10年6%～6.5%的平均区间。2005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7730亿美元，我们测算，到2015年，按名义美元计算，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望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我们相信，印度的人口、结构性改革和全球化要素将进一步改善，从而支撑起通向更高水准经济增长的路径。

印度当前在遵循东亚经济模式，但又有所差异。东亚高速增长模式的驱动力是上文提到的良性循环，即人口因素改善，具备高储蓄潜力的出口收入增长强劲，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到35%～40%，并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投资也相应增长。

尽管印度也呈现出类似的良性循环，但印度增长速度的峰值可能要低于东亚国家，因为印度的年龄扶养比的谷底要高于东亚国家。但同时，印度也可能有一种优势，可以比东亚国家更长时间地保持其经济增长。正如联合国数据显示，印度的年龄扶养比（即非工作年龄人口的份额）将持续下降，直至2035年。实际上，按照联合国的测算，2010年后，印度将成为世界唯一依然享有有利人口因素的大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老龄人口均将显著上升。

到2010年，中国的年龄扶养比也将达到临界点，此后将急剧上升。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中反映出来：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为37岁，而印度只有27岁。印度当前的人口供养比估计为60%，到2010年有望下降到55%，到2015年，再下降到52%。这一人口发展趋势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进一步改善。

在此期间，结构改革继续稳健实施，受过教育/熟练劳工的供给保持上升趋势，应能支撑印度经济增长加速。此外，同全球经济的持续整合，将为印度的熟练劳动力创造更多生产型就业机会。我们预计，印度的出口总额将从2005年的155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3000亿美元。

更为有利的人口因素与生产型就业机会的增加合在一起，将会提升印度的私人储蓄水平，在未来5～7年间，将储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额的比例从过去3年的平均28.6%，推进到33%～35%。储蓄增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相应增长到35%以上，这将保证印度在此期间的持续增长保持在8%以上。

中印两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保护主义

全球化一直是亚洲成长周期加速的关键。但随着这一趋势的持续，政治压力也日甚一日。不但商品贸易在升级，服务中可以交易的份额也在上升。中国和印度持续为全球劳动力供应链输送新生力量，这就影响到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真实工资增长，并引来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经济学家Surjit Bhalla（印度新德里Oxus研究与投资公司总裁，曾供职于兰德公司、世界银行、高盛和德意志银行，并曾执教于印度德里经济学院，就农业生产力、农业政策、贫困与不平等等领域发表多篇论文，著有《相像一下如果国家不复存在：全球化时代的贫困、不平等与增长》一书）的研究为关于全球化影响的争论添加了一个有趣的视角。Bhalla博士的研究声称，有可能从全球化中受损的最大一个组别是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尤其是亚洲的精英阶层（具备教育和技能的工人），试图同这部分人群竞争，从而给这一人群的真实工资增长带来压力。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和印度熟练劳工的边际供给持续增加，全球化确有可能进一步损害中等收入人群的真实工资增长。

可以预期，保护主义政治压力将会上升。但鉴于每一个主要经济大国对当前系统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保护主义很难发作。

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内部挑战

中印两国是否能够发挥其长期潜力，亦取决于两国如何处理内部挑战。两国均需实施政治改革，以步入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两国需要重组其发展模式：印度必须增加出口与投资，而中国则需要放缓出口引领的投资，将着眼点转移到消费上去。中印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降低失业、贫困与不平等，改善教育。

与此同时，两国要承受各自独特的压力。印度的主要阻力在于加强基础设施，改善公共财政，改革劳工法律，并通过引进更多外国直接投资与民营化来充分发掘其资源。中国的主要挑战包括：加强银行体系，转变到更富弹性的货币体系，并改善制度框架。

近期增长放缓，此后回归加速道路

我们预计，中国和印度要去应对内部挑战，近期增长将有所放缓。2006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年增长7.5%，低于过去5年的年均9.2%。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表明，中国政府意识到当前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挑战。同中国的情形类似，印度政府也需要启动若干在政治上颇为困难的改革，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轨迹。在未来两年中，印度的增长速度有可能放缓到7%以下，而中国也可能减速到8%以下。此后，两国将回到长期强劲增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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