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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局的数据可能不完全“科学”，但是我们应该“科学”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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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左小蕾

　　最近媒体报道瑞银证券亚太区经济学家安德森对中国GDP数据的评判：“中国每一季都在修改GDP定义。你永远搞不清楚你现在看到的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他给出了两个例子：“在1998年金融风暴之际，所有中国经济活动都在暴跌，瑞银预估的GDP成长只有2%-3%，没想到当年中国官方公布的GDP成长率是7%。没人相信中国官方敢说出这么高的GDP。后来2002年中国GDP增长已经到达双位数的巅峰，瑞银预估是12%，没想到中国官方又公布是8%。”媒体评论说“这不得不让安德森叹为观止”。

　　中国GDP的增长数字一直有许多讨论和看法。也不排除计算方法或者按照惯例进行的年度调整中，存在不合理成份或者与经济学家们的观察不一致的情况。这里无意为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或虚假做任何辩解，只想说安德森先生对中国GDP提出异议的论据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

　　首先，提出中国GDP“是艺术不是科学”的比较基准不严谨：瑞银的预测是否可以作为中国GDP数据真实程度的判断标准？瑞银的预测是否有这样大的权威性？

　　我们看见国际和国内许多机构的GDP和其他数据的预测，修改也是很频繁的。不但发生SARS和宏观调控这样的“大事”时会修改预测数据，就是季度性修改也司空见惯。根据现在的信息集合修正预测数据，形成更准确的市场预期，比之传统的仅仅根据过去的信息集合做预测，这是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理论的革命性进步。调整的合理性也正好说明，情况不断变化，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预测的准确。我们也看到国际著名的Consensus定期收集的许多国际机构的预测数据每每也有很大的差异。

　　另外，预测就是对不确定的将来做出的判断。投资学中马尔萨夫的投资组合理论里有一个基本结论，风险可以做发生概率的估计，不确定性是连发生概率都无法估计的。发生的可能性都无法估计，当然更难准确估计事情本身。

　　其次，量化的计量经济学的预测模型是有局限性的。首先，模型所能包含的信息与复杂的现实相比远远不够；影响GDP的因素更不是“一些”变量就能够准确做出描述的。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本身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有许多重要的政策因素和人为因素对GDP的影响未必能量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茵指导的一些国家建立的包括几百个变量和多方程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也只能在每年一次的年会上做一种学术讨论。另外，经济计量模型背后的一些假设未必容易得到满足。

　　本人曾经应用格瑞诺教授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研究中国的汇率。因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没有波动性，我们按照国际惯例用双边贸易额加权对汇率进行处理，结果是与技术上的初始条件相关性很高。我们的解释是中国汇率不是市场化的，导致模型的误差项不是随机变量，虽然经过处理，但原始数据的性质不是贸易加权能够完全改变的。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的转型经济特点，一些在国外被广泛应用的量化模型，在中国要特别注意是否满足基本假设。

　　最后，GDP的计算有很多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应该是三大部门的增加值的加总。但是如果用支出法匡算，以近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例，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比例都比GDP增长的幅度要大，特别是投资的增长率几倍于GDP的增长，简单来看GDP的增长数据9.4%似乎很难有说服力。但是如果这些增长率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名义增长率，而GDP是实际意义上的增长率，这中间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也可能统计局使用最终产品的附加值方法计算GDP，其他的数据可能使用一些比较容易计算的近似替代性的指标，比如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似替代总需求中的“消费”部分，也会带来误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计算和加总，误差会很大。

　　应该说安德森先生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同时提醒我们，统计局的数据可能不完全“科学”，但是我们应该“科学”地解读。这需要国内外经济分析人士具备更执着的 “科学”的研究精神，更丰富的“科学”的知识背景，更高的“科学”的专业水平，以及对中国转型经济深刻认识的更多智慧和“艺术”。

　　(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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