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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政策长镜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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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2-13 15:49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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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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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70年代：放任美元贬值
在70年代初的两次美元危机中，美国人亲手拆掉了自己一手缔造的布雷顿大厦的两根支柱：美元对黄金的兑换义务和固定汇率，致使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崩溃。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彻底粉碎了一些人企图恢复固定汇率制的幻想。为了缓解以石油为原料的美国产品的成本压力，保持出口强势，美元汇率被迫继续浮动。
入主财政部的西蒙和贝内特，以及一年后接替贝内特的爱德温?约，都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一开始就谋求浮动汇率合法化，并在不损害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包括黄金的非货币化、特别提款权的定位、基金组织份额的扩大等。浮动汇率合法化需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五国集团达成共识，把权力交给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争论的主角—美国和法国，如果他们同意修改基金组织协定条款，那么其他国家也就接受修改后的条款。1975年下半年，经过几轮磋商，美法达成了一份协议。在1976年基金组织年会上，这份修改后的协议履行了形式上的法定程序，从此世界进入合法的浮动汇率时代。
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取代亲美的巴维列王朝取得政权后，很快就宣布对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一下就飙升至35美元，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再一次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
70年代是美国经济政治动荡的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从越南战争就开始攀升，两次石油危机更是火上加油，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经济陷入停滞。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加剧了政治动荡和人事更迭，财长往往成为经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先后有6位财长粉墨登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弹劾下台，福特是政治丑闻的幸运儿，没有经过竞选就先后登上美国副总统和总统宝座，这位老道的政治家被人称为“好好先生”。继任者卡特出身贫寒，以诚实勤奋著称，但美国人认为他缺乏治国韬略。
70年代也是美元持续贬值的年代。由于当时货币主义盛行，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几乎都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坚持让市场决定汇率。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实力下降，1971年美国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贸易赤字（约15亿美元），这使习惯于颐指气使的美国政府官员大扫面子，但面对日本、德国等战后复兴国家咄咄逼人的气势，美国希望恢复在各个产业上的绝对优势已不可能，从此便在汇率上打主意，通过美元贬值来取得出口竞争的优势。所谓由市场决定汇率无疑就是听任美元贬值。汇率浮动后的两年里，美元三次大幅贬值，美国通过大规模市场干预才控制住美元的跌势。随后的1975和1976年，美元汇率相对稳定，但仍然稳中有降。
卡特政府最初给外界感觉不太重视汇率稳定，1977年5月，卡特政府的第一任财长布卢门撒尔公开发表被认为是压低美元的言论，之后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的汇率开始一路大幅度下滑，特别是对主要贸易顺差国日本和德国。1978年2月，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干预，但没有坚持到底，美元继续下跌。到10月，与年初相比，美元贬值近25%，通货膨胀率也升至近9%的水平；与固定汇率时期相比，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都升值100%左右。
面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美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财政部发起保卫美元运动，组织多方力量支持美元：从其他国家和基金组织大借外币，如果按美元折合，其规模达到空前的300亿；连一直反对强力货币紧缩的美联储，在政府的要求下，也史无前例地将再贴现率提高1个百分点。这个一揽子计划一经宣布，便影响了市场预期，改变了市场气候，一个月后美元对日元汇率从176回升到200的水平。
美元贬值已经危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人建议用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有人主张用一揽子货币替代美元。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官方也第一次试图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此外，也有人在努力寻找可行的管理浮动汇率的方式。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所罗门甚至组织了一个由七国集团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来讨论和制定可行方案。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鲁萨一直倡导汇率目标区，赢得很多圈内外人士的支持。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沃尔克也提出用一种“镇定的、共同的突发事件计划”来达到汇率稳定，通过各国政策协调和联合行动避免汇率过度偏离目标，这是一种消极的汇率目标区。美元的衰落是美国经济糟糕表现的反映，似乎预示这个经济强国会继续衰败下去。
里根经济学：强势美元快欣症
随着里根入主白宫，那些讨论就被永久搁置了，美元政策也陡然变化，美元汇率步入一个长达5年的强势周期。
1981年，好莱坞出身、年近七十的里根入主白宫，他凭借口号“强大的美国”在竞选中获胜。上台伊始，就推行以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由四个部分构成：减税、削减非国防财政开支、放松管制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198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国通过了减税法案，这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该法案被指责过于偏袒富人。然而，在税收大幅度减少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同步削减军费开支，财政赤字的增加不可避免。
从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谋士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官员对经济停滞问题已束手无策。又由于两次石油危机和美元持续贬值的积弊，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时称“滞胀”。而通货膨胀比经济停滞对民众的直接威胁性更大，于是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美元利率居高不下。1979年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宣布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利率转向货币供应量，更是为美元利率攀升打开了闸门。1980年底，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率超过了20%，“是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
强大的美国需要强大的美元。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给刚刚经历70年代外汇市场危机的美元以喘息的机会，美元开始走强。里根政府的第一任财长里甘出身于华尔街，也偏爱强势美元，坚挺的美元能够把全世界的投资资金都吸引到华尔街，繁荣美国证券市场。在里甘周围也是一批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斯普林克尔，他们自然不会干预开始走强的美元。1981年1月，斯普林克尔向新闻媒体透露，美国将放手不管美元汇率，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否则将不对世界货币市场进行干预。4月，里甘正式宣布，除非遇到总统遇刺等紧急情况，否则美国将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先前被压低的美元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反弹，不到半年时间就升值20%。美元在高利率的支持下暴涨，1984年底汇率水平基本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
美国高利率政策招致了包括美国密友英国在内的多国反对，虽然美国人在口头上鼓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但是“美国的总统们和国会从来不会为此束缚一点手脚”。在美元高利率的受害者中，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美元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的利息负担就要增加40亿美元，尤其是主要拉美债务国损失更为惨重，1982年墨西哥危机拉开了国际债务危机的序幕。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拉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债务问题的“对峙－对话－对峙”的拉锯战中，拉美国家根本无法制定长期经济战略，也没有充足的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以致于拉美的整个80年代被历史家们称为“失去的十年”。
强劲的美元和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被认为是美国强大的象征。美国经济在里根第一任期间持续增长，强势美元使进口产品非常便宜，美国人在全世界尽情地挥霍。美国人对里根“取悦于民”的政策非常满意，认为他治国有方，于是在 1984年11月，72岁的里根赢得了连任。
实际上，美国经济已经陷入麻烦之中，双赤字经济模式显现。减税加上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开支，致使预算赤字不断扩大，在里根第一任期结束时已经高达GDP的5%。美元的坚挺损害了美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国实际净出口急剧下降，1980—1984年间美国实际净出口下降了1650亿美元（按1984年价格计算），1984年美国贸易赤字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许多涉外企业因此受到了惨重打击。1985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直接威胁到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许多制造业的大企业、国会议员、经济学家等强烈要求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正在衰落的美国制造业。
广场协议：美国以邻为壑
强劲的美元开始成为美国的枷锁，美元政策受到质疑，财政部的人事变动最终促成了美元政策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早在1984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就对财政部的美元政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表示当汇率出现明显失衡时，应该对汇率进行干预。1985年2月，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接任财长，其白宫副手达曼成为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上任伊始就表现出对美元问题的强烈关注。贝克是律师出身，他和达曼都没有处理国内外金融事务的经历，但作为华盛顿政坛老手，都有着出色的政治嗅觉和本能，深知要解决国会和弥漫全美的保护主义压力，必须扭转美元的强劲势头。1985年4月，一向对美元问题出言谨慎的国务卿舒尔茨发表讲话，表示对美元强势的极大担忧，这标志着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已然发生变化。1985年1月，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英国对英镑的汇率不太在意，导致英镑大幅下跌、美元大幅升值，为此五国集团在华盛顿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美元过度升值”，并以此作为“采取联合行动的依据”。2月，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首的十国集团成员对外汇市场进行联合干预，美元汇率开始滑落。
随后的美元反弹成为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的导火索，美国再次扯起国际政策协调的大旗，把推动美元贬值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在美元贬值20%以后，1985年6月份美元出现反弹迹象，因此贝克建议再次召开五国财长会议。会前美国计划先让美元贬值10%或12%，并讨论了各国干预资金的分配。9月22日会议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后公报中提出“应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非美元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进一步有序升值是可取的，当这样做确实有帮助时，已随时准备好紧密合作以鼓励这种行动”。然而在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美元就应声而落，会后第一天美元下跌4%之多，是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到10月底，美元对日元下跌12%，对欧洲主要货币下跌均幅近9%；到1986年1月，美元比一年前的最高点平均下跌了25%。正如沃尔克事前所担心的，干预可能会加大业已存在的美元下跌惯性。从此，美元又进入了一个长达10年之久的贬值周期。
广场协议前后日本政府的态度耐人寻味，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题材和谈资。在五国财长会议上，后来成为首相的日本财长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甚至20%都可以接受，让与会的所有人包括美国人都大吃一惊。广场协议之前美元对日元汇率在250左右波动，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下跌到200。美国政府还不断发表美元汇率仍然偏高的言论，致使美元继续下滑，到1986年底1美元只能兑换152日元，1987年最低达到120。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00%以上。日元的快速升值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不满，广场协议被认为是个错误甚至是失败，竹下登受到了猛烈抨击并于1986年7月下台。然而稍后日本国内对广场协议的不满开始消褪，日本人开始认识到坚挺的日元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包括更低的进口价格，更多的海外投资机会，以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
大藏省负责国际事务的行天丰雄后来解释道，日元升值实际上是妥协的结果，接受一次性日元大幅度升值，是期望以此来缓解美国国内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经过战后40年的发展，日本经济迅速崛起，1985年更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人均收入接近美国，这让美国人很是不安，诸如日本第一、日本收购美国、世界历史上第三个超级大国、经济动物等此类的话题不断出现在各种场合。广场协议前，日本受到来自美国的三方面压力：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仅1985年就有400项美国产品要求保护的提案。作为顺差国的日本首当其冲，里根总统也首次动用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对日本进行报复。该项条款大致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履行贸易条款中的义务，美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美国单方面认定与某国贸易不合理，美国有权单方面对其实行贸易制裁。在克林顿政府时代，此法案虽经修订，但301条款仍被保留下来。第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压力。1983年里根访问日本，里甘作为财政部部长建议成立“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次年4月该委员会就抛出《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报告，提议采取各种措施开放日本金融市场，包括欧洲日元市场。第三就是日元升值压力。经过权衡，日本选择日元升值作为妥协。
广场协议只是美国人以邻为壑的开始。贝克很清楚，美元贬值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但是美元贬值可以要挟其他国家就范。“如果其他国家扩张程度有限，无法吸收美国的出口增长时，那么美元也不得不继续贬值”。美元没完没了的贬值和贝克极具挑衅的姿态首先让日本人屈服了。贝克和新任日本财长宫泽喜一经过一系列双边会谈，于1986年10月底发表公报：日本将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扩张，并放松银根，而美国则承诺美元对日元汇率大体与现行经济基本面一致。1987年初美元继续贬值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德国的谈判筹码，德国政府也在原则上同意扩张财政。2月21－22日，七国财长在巴黎卢浮宫举行会议，在先前日德承诺的基础上，发表公报称同意“紧密合作将汇率稳定在当前水平”。由于意大利财长不满五国的事先安排而先行离去，所以第一次七国财长会议公报是以六国公报形式出现的。
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泡沫产生和泡沫崩溃后持续衰退的根源。其实不然，广场协议后美国打出的国际政策协调旗号和日本的错误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1987年2月日本降息，将日本利率下调到2.5%的低位，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而美国在此期间连续三次上调利率，1987年9月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将美国的官方利率上调到5.5—6%。而日本的低利率政策给以后的日本经济带来致命隐患，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泡沫形成。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一方面，超低利率使日元走跌，美元稳中有升，从1987年的最低点120升至1990年初的160；另一方面，伴随超低利率的是持续的日元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增强了日元资产的吸引力，从而助长了经济泡沫。时至今日，日元升值预期依然存在，日本经济依然没有摆脱低利率造成的流动性陷阱。因此，日本经济问题的症结是升值预期而不是升值本身。
日本在汇率问题上的积极应承并没有让美国人在贸易问题上罢手，而且往往在关键时刻使出汇率杀手锏。1986年9月，日本通产省与美国商务部签订日美第一次半导体协议，设定日本生产的6种半导体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以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1987年3月，美国政府以日本未能遵守协议为理由，对日本有关产品采取征收100%进口关税的报复性措施。1991年美日贸易逆差达到4120亿美元，其中70%为汽车和汽车零部件。1992年初，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率团访问日本，开始了拉锯式的日美汽车贸易谈判，最终签署《东京宣言》，日本承诺到1994年把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从1992年的90亿美元增加至190亿美元，并将美国汽车的进口量每年增加 1.97万辆，同时把销往美国的日本车从过去每年230万辆减少到165万辆。在贸易摩擦中，美国不忘使用汇率手段。1993年4月，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美首脑会议上发言称“日元升值有利于日本削减贸易顺差”，使美元对日元汇率从年初的120降到8月份的100；1994年，美日一揽子协议破裂，克林顿扬言要进行贸易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甘塔发表强硬讲话，诱发日元升值；1995年，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国诱导日元飚升，美元对日元汇率从年初的100降至4月份的80，而且传闻美国政府的下个目标是50，引起日本企业界恐慌。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交织在一起，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
浮动汇率恢复了美元政策自主性。在固定汇率时期，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推卸国际义务。在浮动汇率的前20年，美国人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政策，借着美元的霸权地位，拿起汇率大棒进行所谓的国际政策协调，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因此，不管你是爱美元还是恨美元，只要世界还需要美国和美国的美元，美国“利己性”的美元政策就还会继续下去。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欲知美元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如何花样翻新，且听下回分解。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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