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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林 许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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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矣”，变化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

　　 一国经济总是不断在变，相应的汇率制度安排也要因势而变。观察汇率制度的演变史，正如欣赏一出传统戏剧——各色演员粉墨登场，红脸与黑脸相较，高唱和低吟相和；而在汇率变革的舞台上，也总有“固定”与“浮动”的较量，“渐进”和“激进”的争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争论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方向，确定何种路径呢？对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他山之石，可以功玉，”汇率制度改革有成功的经典案例，也有失败的经典案例，别国的道路，斑斑可寻。这其间有一条规律可寻。渐进式改革大多成功，渐进式改革往往经历失败不得不重返渐进之路。波兰与智利的汇率改革案例，以其道路之曲折、经验教训之丰富而论，均有一定的经典意义。

　　 序幕:两种思维，各言其是

　　当一国的汇率制度面临转型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从旧的体系平稳退出，进而顺利过渡到新的体系。就制度演进的路径来说，转轨经济学流行使用“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简单二分法。后者可用“一步到位”概括其本质，而前者的准确含义是指为制度变革设置缓冲期并作出相应的过渡性安排。两条路径孰优孰劣的争执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渐进论者信誓旦旦、激进论者言之凿凿。其实，在汉语词汇的“渐进”与“激进”之间，人们已不知不觉地带有一种主观偏好。从字面上看，激进意味着快速猛烈，带有一种冒然而不够稳妥的贬义倾向。在传统文化里，深的更是有“欲速则不达”之类的哲学警句，而俗的也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之类的生活用语。然而，正如邓小平的“猫论”，实际效果才是评价两种路径好坏与否的客观标准。在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里，渐进主义似乎已在较量中占得上风，许多国家通过走渐近式的改革之路实现汇率制度的平稳转型，如波兰、智利。正像品味戏剧那样，让我们穿越时空，欣赏两国在汇率舞台上的精彩演出。

　　背景：从激进到渐进的探索

　　 波兰和智利两国在汇率制度上采取渐进式改革是有内在逻辑的。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联系到两国的整体改革背景。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波兰和智利两国都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两国早期的改革都是非常激进的，但激进的改革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两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践证明这条改革之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反思过去、吸取教训，两国后期的改革要比早期谨慎稳健许多，顺势而为，渐行渐进地推动汇率制度转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波兰的激进式改革是在巴尔采罗维奇主持下进行的，这位当时的财政部长(1989-1992)看上去完全是一幅学者模样，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沉稳中透着些古板；身体虽略显瘦弱单薄，内心信念却非常坚定执着，把他说成是“经济自由化的斗士”毫不为过。在他任内，一场以休克式疗法为蓝本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运动在波兰全境迅速展开，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全面放弃商品的价格管制，让市场配置资源。原来的价格体系被彻底抛弃了，而新的价格体系又没有在短期内建立，市场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原本表现为极度商品短缺的隐性通货膨胀显性化了，商品价格开始猛涨，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的水平。原来能买一块面包的钱只能买到一盒火柴了。巴尔采罗维奇为此开出了一剂猛药，在他眼里，“激进的改革是需要激进的稳定政策相伴随的”。为稳定价格，采用“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价格体系建立一个“名义上的锚”，再配以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样的稳定措施的确发挥了作用，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了，商品短缺现象开始缓解，价格体系也趋于稳定。但其它领域的改革就不走运了，一系列政策的失误使这个国家深陷经济衰退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开始反思和质疑前期实行的改革。正如原波兰财政部长科勒德克所做的评价:休克式疗法”的确使波兰的经济“休克”了，但它未能提供很好的“治疗”手段。到1991年，波兰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主要原因是波兰和美国之间的通货膨胀差异导致兹罗提(波兰货币)的实际汇率不断上升，这使波兰的出口受到极大的影响，经济项目和资本项目均出现巨额逆差，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痛定思痛，波兰后来的改革者不再狂飙疾行，而是采取一种更加稳健的姿态，汇率制度的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

　　 智利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尝试激进式的改革。1973年政变后，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开始上台执政，他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力图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金融的自由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使智利获得大量急需的投资，但过快的开放却为后来的债务危机种下了祸根。1977年后，智利开始加快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步伐，允许银行举借外债，放宽对资本流入的限制。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外债规模和资本流入量急剧扩大。到1979年，过快开放的负作用开始显露出来，大量的资本流入导致比索实际汇率升值，出口受到严重打击，再加上同年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智利出现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损失殆尽，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每四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1982年智利政府被迫弃守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屋漏偏遭连夜雨，同年的墨西哥债务危机蔓延到了智利，投资者对智利的偿债能力也产生怀疑，外资断流使许多银行面临偿付危机，智利政府不得不暂缓金融开放，并花三年时间进行整顿和调整。1985年后，智利方才逐渐摆脱债务危机的阴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开放资本账户的改革。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次要小心慎重得多。而最后结果证明这一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创造了奇迹: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时间里，智利经济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被西方国家誉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

　　过程：渐行渐进的改革之路

　　 波兰和智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背景非常相似，都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后来放弃这一制度的原因也极为相合：实际汇率的上升引发了国际收支的失衡，使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作为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两国先后选择了爬行钉住制而非浮动汇率制，事后来看，这种选择是非常合理的。与固定汇率制相比，爬行钉住制的好处是，它使汇率可以灵活变动，以此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保证一国的对外竞争能力；并且由于汇率波动具有信号效应，它还可以增加投机成本，阻止资本的大量流入，有助于保障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不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也是符合两国实际情况的，因为两国长期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若采用浮动汇率制往往会产生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况且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要以一个发达的外汇市场为基础，两国当时还不具备这一市场条件；再者，激进式改革的失败已经使两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的改革取向已经转向稳妥的渐进式，在制度转变上要考虑市场的适应能力，尽量避免制度和政策上的剧烈变化。

　　 波兰从1991年10月到1995年5月实行“爬行钉住一篮子货币” 的汇率制度，允许名义汇率在很窄的区间内爬行浮动，中心汇率根据美元、马克、英镑、法郎和瑞士法郎5种货币的篮子决定，爬行率根据波兰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差异率决定。随着波兰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大量外国资本开始流入波兰国内，兹罗提面临升值的压力，波兰中央银行为此不断小幅扩大兹罗提的爬行区间，并在市场上买入外汇以维持汇率稳定。但这样的结果是导致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为防止银行信贷过度扩张，中央银行又不得不扩大对冲操作的力度。随着资本流入的增加，对冲操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估计，为了对冲1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波兰中央银行必须发行相当于2.5亿美元的债券。与此同时，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也表明兹罗提被低估了，汇率水平需要重新定位。在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波兰政府从1995年5月到2000年4月实行“爬行钉住一篮子货币加区间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增加了汇率调整的灵活性；不断扩大兹罗提的爬行区间也使汇率变化更富有弹性，它有助于找到更加合理的汇率水平。如果说以前的汇率改革是各种压力推动的结果，那么这一阶段的调整可以被认为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它体现了波兰政府明确的政策取向——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没有浮动区间、没有中心平价、没有人为贬值、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为此，波兰政府有意作出一些政策安排，加强汇率决定中的市场因素，推进外汇市场的建设，增强市场的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随着兹罗提爬行区间的日益扩大，钉住制度下汇率的“名义锚”作用将逐渐消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为此作出调整。1998年，波兰中央银行明确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以此作为新的“名义锚”来稳定经济。以上述政策安排为铺垫，实行浮动汇率制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了。到2000年4月，鉴于兹罗提的爬行区间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较宽区间，外汇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业已具备，波兰政府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地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智利从1982年9月开始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是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智利的贸易伙伴国主要是美国，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智利经济的稳定；但它的弊端在于国内政策调整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遭到削弱。随着贸易结构的多元化，智利于1992年7月开始实行“爬行钉住一篮子货币” 的汇率制度，货币篮子由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三种货币组成。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1999年2月。在此其间，与波兰的情形相似，智利也面临大量资本流入的问题。为了减轻货币的升值压力，中央银行需要入市干预，买入外汇，再通过对冲操作回笼释放的基础货币。但智利国内的债券在对冲操作中几乎用尽，发行央行票据又面临很高的利息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智利政府采取“几条腿同时走路”的办法。一方面逐步扩大比索的爬行区间，这种做法可以增大投机成本，从而减少投机资本的涌入；另一方面适时调整比索的中心汇率水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智利政府先后4次微幅上调比索的中心汇率，灵活的安排和主动的调整保证了汇率适应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始终处于较合理的水平。智利政府也吸取了第一阶段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教训，特别加强对短期资本的控制，防止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从1991年6月起，开始实行无偿准备金制度，要求流入的外资必须留出一定的比例存放在中央银行，它相当于对资本的隐性税收。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适用范围，可以对不同期限的外资实施“差别待遇”——不同的准备金比率。无偿准备金制度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它对短期资本流入形成制度性排斥，并且又不会影响到长期资本的流入。经过长期的汇率市场化改革，比索的爬行区间已达到公认的较宽区间，通货膨胀率已经稳定在低水平。1999年，智利政府将稳定3%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将“通货膨胀目标”作为稳定经济的“名义锚”，这实际上为汇率制度的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同年2月，汇率制度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智利政府宣布实行自由浮动汇率。

　　结局：近乎完美的制度转型

　　 从固定汇率制度到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波兰用了10年时间，智利花了17年。两国的汇率改革是成功的，在汇率制度的转型期间，宏观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出口竞争力未受到重大影响，通货膨胀始终被控制在低水平。纵观两国汇率制度演进的全过程，每一次微调都顺应当时经济环境的变化应对当时的经济难题，因势而行，顺其自然。为了完成最后的制度转型，两国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外汇市场的建设，汇率波动幅度的放松，对外出口竞争力的培养，货币政策目标的转换等等。由此看来，为汇率制度转型创造适当条件，渐近准备，等到时机成熟时再顺利过度，虽不敢说这样的改革路径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但至少它没有很大的风险，不像激进式改革那样狂风暴雨般肆虐，过后问题狼藉，不堪收拾。

　　 本文还须有一个小小的结语，命意就是很显豁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以波兰与智利这样的小国尚且运筹帷幄，三思而行。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怎么可以轻举妄动?曾闻有学者在北京大学演讲，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最高的办法是“出其不意”。怎么个“出其不意”法呢?原来是这样的:“今天政府告诉大家，哪有这回事啊，哪有人民币要升值啊，都是北科院那个某某人在瞎运，大家都回去睡觉吧，人民币不会升值。第二天早上，大家起来一看，人民币已经升值了。在大家没有任何预期的情况下把它一次性地升值到位，这就是一个最优的政策!”书生论兵，真是轻而易举。如果改革这么容易，中国真不该让美国官员数次敦请，害得国务卿赖斯大热天里再度赶到北京。真正当家的人知道这家棋一出招就需要多大的智慧，如稍有闪失，残棋难收。6月8日，中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世界央行行长论坛上表示“用渐进的办法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是我们的选择”；6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天津)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人民币汇率改革要坚持三项原则，即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如何走好这条渐进式之路呢?波兰与智利的经验教训应当有一些可盗借鉴之处。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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