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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洋：中国海权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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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2-09 15:52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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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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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aceful neptune: china as an emerging sea power
2005年7月11日，中国政府与有关经济、科学组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会，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300多艘当时最优良的船舰，扬帆远航，远比后来哥伦布的美洲探险壮观。但郑和的壮举没有引导出一个让中华民族走进海洋的新时代，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依然在实行，朝廷规制，率由旧章，于是郑和之举成了名副其实的“宣威”，带来的只是与宣威相伴随的“朝贡贸易”。其实，中华民族之取得海权，并不自郑和始，而是早得多，今天之所以隆重纪念，其意是在“现代”。即通过回溯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振起中国取得现代海权的雄心。
中国海权曾经有过和平崛起的辉煌历史
西方史学家把人类文明划分成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海洋文化终究要压倒陆地文化。西学东渐，近代“睁开了眼”的中国学者恍有所悟：可不是嘛？列强都是从海上来的，他们压倒了我们。于是认定中国仅属于陆地农耕文化，这种观念把中国曾经对海权的拥有无形中忽略了，甚至遗忘了，对现代海权的内涵和崛起方式也倾向于做平面化的理解，而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故此，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对海权的争取虽是悲壮的，却也是狭隘的。后文还要详述。
有些学者抓住中国民间俗见“天圆地方”大做文章，以为中国古人根本不知道海的存在，以此强调中国陆地农耕文化的停滞性，如电视专题片《河殇》所宣传的。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不是隐修士，他要浮过海去，并非要找一座蓬莱仙山，修心养性，他要到那里贯彻自己的主张（即道），他的海外世界是有人类社会的，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只不过是被海水隔开的若干片土地之一而已。秦始皇并吞六国，混一天下后，一个大举动就是派徐福率船队走进海洋。此举虽据说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草，但也未尝没有发现新陆地的作用，就如后来哥伦布，本是去寻找黄金的，却发现了一个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新大陆。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这个判断是很谨慎的，他并没有否定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反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历史，着意渲染汉武帝、成吉思汗的陆地扩张，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总结与反思。中华民族的构成是很复杂的，各地的地理状况差异很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人善骑，南人善舟，中原之人，特擅耕作，是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的传统。这个“南人善舟”，既指江南人在内湖内河上的生存方式，也指沿海住民在海洋上的生存方式。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文明归为农耕文化范畴。
中国真正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始于唐代中期。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其后，自汉代开始兴盛了几百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大受滋扰，时或中断，这样一来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只好转移到海上，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大师陈寅恪认为，中国历史的古代与近代之分水岭实是安史之乱；安史乱后，历朝历代虽多思振作，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完备已极，但再也没有出现盛唐气象。把这个史识用于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分析，可以说，安史乱后中国之王朝应调整思维，以陆地为依托，走进海洋，耕耘蓝色土地，图划更广阔的空间。尽管民间已自发地走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王朝政策没有跟上，所以一直让海权处于自发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时期。这个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几至不通。而可巧的是此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上正兴起一个大帝国，史称萨拉森帝国，中国古书上称之为“大食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食国是个商人帝国。那些阿拉伯商人过去是走陆路来到中国的，北方的战争使他们折向东南方向，走出了一条海路，到达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当时的泉州已是一个现成的港口，因为中国商人与高丽、日本、东南诸岛屿民族的贸易在泉州早已成规模。两大帝国的贸易，虽没有留下极盛时的交易数字，但阿拉伯商人聚居于泉州城者，有数十万之众，以致流传有“回半城”、“蒲半街”的说法。“回”、“蒲”，都是阿拉伯人的代称。
从航线上看，以泉州作为始发港的国际航线就有六条主线：一是往占城（即今越南），二是往三佛齐、阇婆、渤泥（即今南亚一带），三是往波斯湾，四是往东非沿岸诸国，五是往菲律宾诸岛，六是往高丽、日本。通商国家与地区达90多个。
发达的航线促成了发达的造船业。宋元之时，泉州是世界最大的造船业基地之一，在这些航线上行驶着中国的“高樯大船”，也行使着外国的“岛夷蕃舶”，那是何等气象！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行旅来到泉州，目睹商贾云集、货物如山的场面，他在头脑中一定把它与欧洲的港口作了比较，由衷赞叹：这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
如此繁忙的国际航线需要很好的管理能力。近代以来的学者颇有鄙薄中华民族的管理能力者，但八、九百年前就开始繁荣的泉州国际大港是由谁管理的？宋元祐二年，经户部尚书李常提议，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从此至明洪武七年，三、四百年间，中国人用市舶司这个专门机构，以高卓的智慧独立管理着这个东方大港。明洪武七年虽罢市舶，但管理的工作一直在进行。那些码头，那些仓库，那些装卸流程，那些服务保障，如果没有高效管理，这个大港就会变成一座死港，根本不可能繁盛数百年时间！我特别标举“中国人独立管理”，是因为近十多年来颇流行“中国人拙于管理”的谬见，以为一切管理非西方人莫办，所以举凡银行改革、企业改革，似乎只有引入所谓境外战略投资者才有胜算。这正是割断历史的可悲之处，正是平面化地理解本民族而形成的谬见。
拥有如此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国政府要控制海权简直易如反掌。但宋代是一个讲究典章礼仪的文明朝代，从没打算通过垄断这些航线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侵略他国。宋以下的中华民族各朝各代，虽对内严，但对外一直实行宽赦政策，即使有霸权的机会与实力，也不去霸权。是文明？是坐失良机？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如果以文明譬解之，人家会嘲笑你“阿Q精神”；如果以“坐失良机”叹息，人家又会疑心你现在想夺回霸权威胁人家。由此我们应该警醒，知道中国当前致力的大国战略，事实上面对着许多阴暗的国际心理的对抗。
让民间自由地分享海权，政府仅从贸易中取得税收，中国历来所理解的海权，不过这么一点点。唐中叶以后，中国政府的通商政策越来越明确，即保护与鼓励。唐文宗时，政府对外国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并诏令地方官对蕃客要当宾客对待，“常加存问”。由于中国儒学的宽容，对外国商人到中国后所持宗教信仰从不干涉，所以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商人，在中国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感到很自由，于是大量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子孙。因为不干涉，他们几代人下来，反而自己忘掉了原来的信仰，甚至放弃相传数代的经商职业，也顺着科举取士的阶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诸帝以苛酷著称，对外国商人却是宽赦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已经实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国朝贡船只夹带胡椒，与民交易。市舶司请征其税，成祖的批复却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第二年，又有琉球国遣使贡物，回去的时候船上夹带瓷器，被查出来了，法当逮问。奏折到了成祖那里，成祖批复：“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这是相继两年发生的事，可以推想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它让海权处于自发状态，自己仅从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取得税收而已，而这些税收又大部分转化为市舶管理的费用。元代对外国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个字：“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来政府对海权的理解，没有一点霸权的味道。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中国做了一千年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居然没有因之与邻国发生战争。“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其中渗透着中国人古典海权的智慧。遥想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的“汉撒同盟”，居然要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之，两地文明程度真有云泥之别！诸君须记住，中国的海权，曾经以“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种和平的方式崛起过。今天全世界各国努力以求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不是早就囊括在中国人的古典智慧之中了么？
海禁政策与中国海权的衰落
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令严禁商民下海通蕃，此为海禁之始，已经和平崛起的中国海权，于此如遭严霜。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解释中国海权的衰落之因，看来必先解释海禁。
为什么明朝立国初年要实行海禁呢？历史学界众说纷纭。我以为这要从远因说到近因。
从远因上看，朱元璋是一个深佩汉宋儒学的粗人，它把重农思想发挥到极致，流风所及，明清两朝虽有盛大海外贸易的声势，却错过了重商主义的洗礼。儒学有先秦、汉宋的分野，先秦儒学是一些宏放的思想，孔子本人虽出身不高，“多能鄙事”，但他主张思想家的独立性，不必与工农生产相结合，所以他的学生要学习耕稼，他是不赞成的，他自己也不以别人嘲笑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然。在孔子看来，农业并没有高出于别的行业的神圣性，不过是百业之一而已。但到了汉代，要实现稳定，先须人民乐土，儒学中便有了“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由汉至宋的儒学，争端多多，但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宋以后的理学家往往就是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是以农为神圣的，而以商为奸鄙之事，以工为奇技淫巧。再看明初的形势，鞑虏虽已被驱逐，但人口消耗殆尽，百业凋零。要恢复，必须禁止人民自行流窜，让他们乐土。那时由于山西夹于太行、吕梁两山之间，战事不大，人口损耗较小，而中原等地十室九空，几天人烟，于是才有洪洞大槐树下大举迁民之策。而对沿海，朱元璋也实行了以土安民的政策，要边海住民依靠土地与近海过安宁的渔耕生活，不要去冒险做与蕃国的贸易。可以说，一个“安”字是明初政策的核心。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尊孔的皇帝（因为他自己识字不多，更尊重有学问的人，何况至圣先师！），但他不了解孔子，以为朱熹解说的那一套就是孔子真精神，用在政策上，便把汉宋儒学的“收敛性”发展到极端地步。
可是在同期和稍后的欧洲却是另一种情况，欧洲流行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唯一的财富，聚敛唯恐不多。英国学者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清朝初年，他总结此前二百年流行的重商主义，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写道：国家之富裕，“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各国政府无不鼓励本国商人发展海外贸易，为本国赚回更多的金、银、珠宝。为此必然引起对海上霸权的争夺，以致海战不断。荷兰人开发了近代欧洲的航海业，曾有一时期垄断海上航线，其他国家不能染指。但西班牙人把它打垮了。可西班牙并未永久取得海上霸权，在1588年的加莱海战中，英国海军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人攫走了海权，垄断了贸易。（这与中国“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和平享有海权，情况完全不同！）重商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了法国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如魁奈、杜尔阁等人，主张财富皆从土地上来，唯农业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重农学派”。
欧洲经历了一番重商主义洗礼，虽然谬种流传，至今不绝，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欧洲各国从此是认识得太清楚不过了。中国则相反，自从先秦“农商并重”迄于汉代“重农抑商”，两千年就是一个“重农主义”大行其道，对内陆商人尚且百般鄙损，对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更未能做充分的估价。不仅明太祖朱元璋一人如此，明清两个朝代的执政者们都是这样的。
从近因看，忽必烈曾几次征日本，但海潮每次都帮了日本的忙，忽必烈的水军不能上岸，樯倾楫摧，人员葬身鱼腹，岛国日本只是虚惊一场。同期的中国却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战，人民涂炭，军队疲惫。日本原来“跑单帮”的海盗，此时已经形成几个庞大的组织，不断滋扰中国沿海各港口。明初，这种滋扰达于极甚。史载日本海盗船常结队而来，肆无忌惮。日本海盗个个赤身露体，仅穿犊鼻裈，把大刀舞得风车一般圆，不惜性命，登岸奔冲而来。沿海之住民，往往数十百中国人也不敢抵抗，望风而逃。日本海盗占领沿海州县，肆行掠夺，烧杀一通而去，亦是常事。州县长官也没有办法，只好携眷弃城而逃；中央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军力保护商民。有鉴于此，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不许商民与蕃人来往，阻断日本人的来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从那时就开始了，“倭寇”的称呼也普遍流行起来。明朝政府的对内严对外宽，是十分有害的。对于边海的倭患，有明一代，一直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收敛性措施，不肯秣马厉兵，压灭其气焰，以致在几百年后中日海权对决中，中国吃了大亏。
于此可见，明朝以后，中国的海权不是被什么别的国家强行剥夺的，而是和平地逐渐衰落的。
海禁的一大措施是“罢市舶”，即政府撤销市舶司，封闭从事海外贸易的港口。这样所罢的是民间海外贸易，大量的商人成了农民和渔民，久而久之，生疏了商业技巧，荒废了商业才能。这对于明朝初年求“安”的政策，倒是达到目的了，但却在民性上丧失了商人所具有的“扩张性”。这种对民性的影响，养成一味讲理、收敛、求安的习惯，由此导出的困局，也是后患巨大的。
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在海禁期间，如果只看表象，会给人一种误解，以为当时中国有繁盛的国际贸易与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其实，郑和下西洋那时期，并不允许民间的对外贸易，可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只有民间外贸才是国际贸易繁盛之本。即使把郑和下西洋作为官方贸易行为来理解，也是大错特错的。郑和下西洋，今人称作朝贡贸易，说透了，是拿着中华所产宝物向所到之国住民炫耀，然后差不多无偿地赠予对方，而对方回赠的多是价值不大的特产，当然也有一些奇方异物供宫廷赏玩。如此厚往薄来，价值不对等，根本不是贸易，只是宣示遥远的地方有个大国，物华天宝，十分了得，你们都来臣服吧。可是这些散落在海滨的蕞尔小邦，并不理解你大明朝皇帝“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带点自恋的良苦用心，只觉得距离这么遥远，这个大国也威胁不到这里，你那国威又能怎样呢？所以郑和下西洋，对国际贸易，对怀柔远国，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真正的作用是检阅了一次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但这是以徒靡财力作代价的。
再说在欧洲失势的海盗国家开始向东方殖民，荷兰人、葡萄牙人首先来了。接着是英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等。他们自己之间虽然纷争不决，但对中国的侵略态度却是高度一致的。清朝政府那时并没有明确的海权观念，既然是远道来的客商，那就拨出几个小岛和渔村供他们存储货物和暂时栖身，地方长官还衔命前去访问，问寒问暖，赠以酒食铺被，以礼相待。我们是礼仪大国啊！但待到外国商人成了一种势力，又有野心勃勃的本国殖民政府在后支持，便变得无礼和蛮横，终至兵戎相见。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矛盾长期累积的一次总爆发。
但对中国海权形成核心性威胁的，却是东邻日本。日本人被荷兰人杀怕了，怕到谈虎色变的程度，很早就警觉到海权的重要。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原来民间散兵游勇式的海盗组织成了政府效法的榜样。扩张海权成了日本政府与国民强烈的追求；并且付诸实施。日本的海权扩张主要在黄海，其矛头并不指向欺负他们的西洋人，却指向曾给其传播文明的中国。所以章太炎对日本有“学了老师就杀老师”的指斥。
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这里不得不说李鸿章。史称李鸿章为卖国之臣，他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并且罪无可挽。但他这个人是有追求的，只可惜“时不利兮骓不逝”，徒唤奈何。他当年兴办洋务，搞轮船招商局，其一就是有鉴于海权丧失而为的，谓“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至为洋人占尽”；并且有更大野心，想通过洋务“为中国数千年国体、商情、财源、兵事开拓地步。”但他毕竟是老派人物，不具备先进的政体国体之思想，老想在海权上与西洋、东洋这一帮大大小小的鬼子们直面对决，出一口恶气，以为船坚炮利可以解决一切，“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正如本文开头所言，这是很悲壮的。但他看不到所有这些“收回利权”的举措，应与政体国体改革相辅而行，用一种新国体新政体解放国民，然后用公认的游戏规则与东西洋各国周旋应付。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仅靠压在肚子里的一腔豪气，就个人来说，虽败犹荣，但民族国家的发展机会怎么说呢？这毕竟不是个人的事情。
1894年甲午一役，中日两国对决于黄海，北洋水师大败，中国彻底丧失了海权。其后，日本又倾全国之力，于1905年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大战一场，决定性地削弱了俄国在东北亚的势力，从此取得了在黄海上的制海权，这也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奠定了基础。大正十五年，日本陆军步兵大尉中泽三夫写了一本书，就黄海对决为日本带来制海权及其意义详作阐发。但是至今我国还没有一本像样的专著探讨近代中国海权丧失的屈辱历史，探索围绕钓鱼岛和海洋油气田开发等引出的当代中日海权之争，规划中国海权复兴之道。这是殊堪遗憾之事。
对中国海权和平崛起的蠡测
在经济全球化、军事集团化的当代，海权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面前。中国的大国战略中必有一项内容，就是海权的和平崛起。
现代海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如上所述，中国古典海权仅仅只有对到岸货物的征税权这一个内容。而现代海权的内涵至少有四个层面：一是对本国海域与沿岸港口的所有权，如渔猎、通航、贸易、税收等皆由该国政府独立安排，外国不得干涉。特别是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技术越来越高，对海洋的水中资源与海底油气资源的开发权成为重要内容。二是对本国海域的防卫权，一旦受到别国武装侵犯，该国有权以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海权的完整性与有效性。三是国与国之间的海权合作，特别是在航运、资源联合开发、联合防卫方面。四是对公海的和平合作利用的权利。
纵观历史上各国海权崛起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武力夺取，压倒对手，以此取得的海权往往是垄断性的，但也是暂时性的，可以称之为海权的军事型崛起。西方各国几百年来海权的崛起与更替，主要是这种方式。二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本着和平共处原则，在双赢与多赢中实现海权崛起，以此取得的海权往往是主权框架下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型，可以称之为海权的经济合作型崛起。中国古代曾有的海权崛起即属于这个类型，甚至更温和一些，更包容一些。当前全世界都认同经济合作，但对海权崛起的方式却是各有怀抱的。中国要实现的海权和平崛起，途径就是经济合作，但这是需要过程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通过若干年的在深广度上均相当可观的经济合作才能够办到。
在现代海权的概念中，除了传统的关于所有权的内涵外，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合作这个内涵了。下面我们从与中国关系甚密的三个海洋区探索一下中国政策的走向。
（一）东北亚环海各国
对中国来说，这个区域无论就经济、政治、军事哪一方面，都是关系最大的一个区域。从经济层面看，中、日、韩 、俄各国已经有深度经贸关系，互为市场，谁也离不开谁。从政治层面看，因为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拒不认罪，导致国家之间、国民之间积怨甚深；因为一些岛屿主权的分歧，导致政治关系紧张，如日本对韩日之间的独岛（在日本称竹岛）宣示主权，造成日本与韩、朝之间政治关系紧张；同样日本对钓鱼岛宣示主权并强行登岛，造成中日关系紧张，而且给这个地区的国家一个危险的暗示：解决争端必须先下手为强；近来日本政府允许国民自由地到有争议海域开发油气资源，这更造成环海国家对日的抗议和防范，这看似经济争端，实际上是严峻的政治问题。从军事层面看，在二战后，美日韩虽是一个军事合作板块，内部却矛盾重重。日本不满足原定的自卫队体制，急急追求发展军事力量；朝鲜发展核武，引起美国与朝鲜周边国家的关注，六方会谈迄无成果；还有一个台湾问题，美国主张的“台湾不独，大陆不武”的长期政策，实质上不能永远维持天平不倾斜，特别是日美安全协定中关涉到台湾，使日本插手台湾问题的热情更高，这是台湾问题中最敏感的危险因素。从8月18日开始，中俄针对恐怖组织的联合军演牵动各方神经，以致他们做出种种猜测。
中国曾经历的海权丧失，就发生在这个区域。甲午一役，创巨痛深，甚至对中国的当今战略都很有影响。因为今日的情况有点像当年的翻版，在这个区域的海权之争，仍然主要关涉中日两国。二战以后，日本的军事虽受到抑制，但经济强大起来了。有钱，随时可以催肥军事。日本敢于对独岛、钓鱼岛不断宣示主权，采取进击性的策略，正是因为有它的强大经济作后盾。处于岛上的日本民族，有扩张的冲动，有铤而走险的本性。在它的童话《桃太郎》中，一个少年人听说某山洞中有宝，便只身去盗，他到洞中去杀死老太婆，把人家的财宝就这么背上走了，若无其事。童话是民族性格的表现。最不情愿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大的，就是日本了，为了扼制中国，它很可能会有铤而走险的举动，正如1937年日本急急忙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一是它目睹当时中国产业复兴速度很快，受不了了。今天出现的，是一个相似的局面，区别在于现在的中国在军力上高出于日本，制约了它的妄动。
中国在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区域，当前采取的是以发展经贸关系为主的指导思想，通过市场、投资的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增强各国利益的联系性，以此扼制任何一方，尤其是日本的轻举妄动。我以为，这个战略如果可以解读为“经济为导”的话，那么还必须有另一项内容附翼而行，即“军事为护”。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人们反思近代史，称“弱国无外交”；同样，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人家与你经贸合作也不会老老实实，不思妄动。
（二）东南亚诸国
越战结束以后，东南亚的格局发生了巨变，两种意识形态在这一地区的较量缓和下来，东南亚各国可以按照各自的主权，安排自己的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良好契机。中国的战略仍然是“经济先导”，同时辅之以“地区安全合作”。回顾起来，有以下大事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乐观未来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经贸合作与安全合作至今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主旋律，那么它也将是以后要继续奏响的主旋律。
2000年11月，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非正式峰会上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2001年11月，在斯里巴加湾举行的中国东盟高峰会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达成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向；2002年11月，在金边举行的第八次东盟首脑会议上，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同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预防可能发生的南海主权争端。
在落实《框架协议》方面，2004年11月，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中国南宁举行，而且以后每年在南宁举行一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逐步废除一些商品的关税。2003年10月，中国与泰国率先实行水果、蔬菜“零关税“安排；2004年6月，新加坡也加入了这个安排；中国与东盟约定从2004年起有步骤地废除600项产品的关税，并在2006年完成第一批废除关税计划。东盟各国与之交往的贸易大国过去一直是美国，双边贸易总额每年均超过千亿美元；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制订与实行以来，双方市场潜力都初步得到发挥，仅仅两年时间，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已接近东盟各国与美国的水平。经济先导、市场相联的战略安排，取得显著效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更是东盟各国复兴的契机。因为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经济停滞，人才奇缺，这个贸易区的建成，将是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世界上第三大自由贸易区，这是东盟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安全合作方面，除上述《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外，2003年10月，在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同时重申愿意早日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条约》议定书。
中国与东盟合作中有一个关键点是能源问题，尤其是石油问题。在此先须简要解读一下中国的石油战略。中国自从在1979年由石油出口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提高，对石油的需求增长很快。目前中国40％的用油需要进口，从进口量上看，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尽管比进口量第一的美国还相差好几倍。过去中国石油的境外来源主要是中东，但随着用油量增大，油源过渡集中，容易导致受制于人，于是近些年，油源多元化成为中国石油进口战略的明确内容；同时注重联合开发与租赁开发。目前中国的境外油源主要有五个区域：俄罗斯、中亚、中东、东南亚、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
油源多元化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运输，通常方式是用油轮海运。这就牵涉到海洋合作。中国进口石油的85％仍然来自于中东与北非国家，运输的传统航线有两条，一是出霍尔木兹海峡，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域；另一条是经直布罗陀海峡，绕道非洲南端，穿过印度洋，仍然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域。这样马六甲海峡便成为油轮驶往中国的咽喉，也是中国石油进口战略必须考虑的“马六甲困局”。事实上，当前经过马六甲海峡驶往东方的油轮，有六成是往中国的。马六甲海峡由三国共管，这三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同时美国与日本也积极干预马六甲事务。中国目前也在积极设法参与到马六甲协防体系中来，但对“马六甲困局”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开辟陆上运油线就成了必然之事。
恰好东盟各国为了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一条贯通东盟主要国家的陆上运输线。1995年，马来西亚首先提出这个计划；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非正式峰会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建议铺设一条铁路，贯通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与中国昆明。后来这个被称作“泛亚铁路”的规划越来越明晰，中国发改委也正式批准了这个项目，于今年9月1日破土动工。这条铁路将从新加坡城出发，经过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河内等重要城市，到达中国昆明。这条陆上动脉建成，对中国来说是一条陆上运油的方便的通道，将会缓解“马六甲困局”，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欲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与更高利益集团周旋合作的大智慧。
（三）南亚印度洋
过去中国海洋合作一直没有走出南中国海，但印度洋对中国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与南中国海水水相连，航运与海洋资源的合作利用必有很多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大西南没有一个出海口，最便捷的途径是经由缅甸进入印度洋。
为了达成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环印度洋国家的战略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新千年之初中国在环印度洋地区已启动了重大合作项目。在缅甸方面，从2002年起中国帮助缅甸疏通湄公河北端的激流险滩，开辟前往老挝与泰国的可通500吨货船的水道，使中国大西南货物能够经由这条水道进入印度洋。同时在缅甸首都仰光南面合作修建码头。在巴基斯坦方面，从2002年起中国帮助该国在濒临印度洋的瓜达尔镇开发深水港口，这个港口对于中国解决“马六甲困局”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的一系列海洋合作，引起一些国家的猜疑，中国的和平崛起被曲解成一种威胁。美国2002年《新闻周刊》秋冬季专刊上发表一篇《走进海洋》的文章，认为中国试图通过开发缅甸和巴基斯坦，把触角伸向印度洋，而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文章按照美国逻辑推断：中国希图扼制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势力，并与这一水域的美国海军抗衡。除了流言，还有一些行动干扰中国的海洋合作。2004年5月3日，在正兴建的瓜达尔港发生一起针对中国的汽车爆炸事件，中国3名工程人员被炸身亡，9名受伤。但这起事件并未使瓜达尔港工程停顿下来，中巴双方迅速处理善后，表示合作开发的初衷不变。
面对这些猜疑和干扰，中国的态度是不辩解、不理睬，埋头做事，把这些麻烦像对待蛛网一样从脸前撩开，闷头干它十年再说。这种态度就是和平崛起的整体战略所需要的态度，也代表一种大国风度。
西方国家的一些官员与学者老在讲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但落实在行动上往往大打折扣，因为国家利益总是被摆在全人类利益之前的。如果不怀偏见的话，在当今时代，各国有见识、有风格的政治家应该重温中国古典的海权智慧“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今人虽做不到如此通达，但须有一面这样的镜子，时时照一照自己。中国以经济合作为先导、并且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海权和平崛起战略，不讲黩武和霸权，是对中国古典海权智慧的继承发扬，同时也顺应了全球的民意。中国与西方传统的霸权行径判然有别，将以经济合作这种和平方式实现海权崛起。这才是大国风度！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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