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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资耀华（1900-1996），中国近代银行界耆宿，金融学界泰斗。 自少年时代走出家乡湖南耒阳县，东渡扶桑，求学十年，26岁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经济学院，回国后便入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50年，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期间曾两次赴美，分别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和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银行总经理，为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至去世。资公投身银行业长达七十年之久，他是杰出的华资银行实业家，并“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又在金融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务实、创新是资公终身从事银行业的信条。尽管他一生荣辱沉浮，数历坎坷，却始终怀有一颗爱国敬业之心。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处世态度，淡泊名利、不事张扬的生活作风，使其布衣书生的风貌与“金融家”身份形成鲜明反差。他的思想、他的品质、他的实业、他的处世之道、他的经营之法……资公馈赠给后人的，实在有太多珍贵的东西，足以让后人景仰，给后人启示。下面我们与读者一起，从中国建设银行汉城分行总经理陈彩虹的纪念文字中，感受资公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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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远的足音：纪念资耀华先生

　　陈彩虹

　　读完资公耀华的《世纪足音》， 我在坐椅上久久没有起身。

　　资耀华，中国银行家，金融学家。此为后人据实给予资公的“盖棺之名”。一个如此可敬、可效的前辈同乡、同行，我竟是在近些年才知其人、其事，只怪自己涉猎过于在“重大”和“热闹”领域，从而错过了许多“平凡之中伟大之人”，想来好生惭愧。好在资公留有传世的《世纪足音》，虽然“前详后简”，且为当世人事之讳而未去深究某些历史经纬，但那仍然是一部中国苦难岁月及历史大变革中，凤毛麟角的中国银行家特殊经历的历史绝唱，让我费时不多便对资公知之颇深。资耀华本身就折射了一部分中国的银行史，《世纪足音》就是中国银行史的一部分鲜活记录，这是我对资公的“盖棺之词”。毕竟，从二十世纪初一直走到世纪之末的中国银行家、金融学家，舍资公还有几位？

　　循着《世纪足音》那编年史式的演进之途，我被自传中的人物引领着，从湖南的山村走出来，历经了二十世纪资公走过的全部路程。这是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走过来的路，如此的经历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段历史，是一种别样的人生经历，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是的，还是什么呢？

　　收集在《世纪足音》一书中的，除了资公自写的传记性文字之外，还有许多亲朋好友的纪念性文章。那些或朴实、或真情、或略带遗憾及愧疚的文字，补充了他自传中不曾谈及的经历。从这些文字里，我触摸到了资公普通而又高尚的人格、人品。

　　不过，作为业内人士，我在读完书中的纪念文章后，感动之余，觉得应当做的，是从资公自传里寻找到属于中国银行史和中国金融理论贡献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后辈同乡、同行所能做的最好的文字纪念。

　　资公的“军师”之功

　　资公对中国银行业和金融理论的主要贡献，我以为第一方面，是他务实至上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军师”之功。

　　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回国的“海归派”，他具有当时国内银行许多经营管理者所不具备的经济学和金融方面的理论知识，即使一般性的理论文章或调研报告，亦能够为当时的国内银行提供新的金融知识与金融产品介绍。然而，他并未满足于单纯地引入这些“舶来货”，在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便以务实至上的精神，开始了他在银行实业界的调研工作，写出了一份完全从上海银行业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现状出发的“纯粹微观”的调研报告。在充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提高对客户的付款速度、开立新分行的布局、设立完整的调查部以及扩充信托部等经营管理上的可行性建议，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一家“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银行史上声名显赫的大私人商业银行，立下了运筹帷幄之功。我曾读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简史，以及时任总经理陈光甫先生的日记，清楚资公的“军师之见”是如何有力地促进了该银行的变革和发展。难怪当年陈光甫称赞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谈及中国的私人商业银行史，不能不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而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就不能不谈到这位彪炳史册的决策者和“军师”。

　　资公早年进入银行业的时代，是内忧外患、中华民族苦苦挣扎寻求生存之道的时代。当时的中国的银行业，不过是国脉如丝的中国的缩影。1935年，就在上海各家银行资金周转困难、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之时，资公提出了在上海成立不动产抵押银行的建议。为拯救处于极度困境之中的上海银行业体系，甚至是中国银行业体系，他根据当时上海银行业的实际，提出了重大制度主张：希望所有银行摈弃私见，将不动产集合起来作抵押，倍数发行债券来促使资金流动，从而全盘激活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这一不动产抵押银行的建议，设计的思想之源来自于日本的金融实践，针对的现实则完全是中国本土的实际，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受到了当时银行界的高度重视，并获得了陈光甫、李铭、徐新六诸位大家的赞赏。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后因宋子文插足而没有成为现实，不过却为中国银行业在危困时期的艰难生存，指出了一条“银行自身制度”变革的生路。今日看来，其价值之重大，无以衡量。

　　我们推崇资公的“军师”之功，是在于无论他的调研报告也好，不动产抵押银行建议也好，都秉怀实实在在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而不是脱离现实，纸上谈兵。如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研报告中，加快付款速度的建议和设立分行的建议，都有着具体细致的调查事实、数据基础，也有着争取客户最大满意的考虑；不动产抵押银行，则完全是在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指导之下，结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性建议。相比而言，时下中国的各家银行，调研报告或政策制度建议多如大山海洋，为发表计，为职称计，为其他不能细说的非银行经营管理目标计者，不胜枚举；其务实至上者，为银行或银行业的繁荣发展提出可行计谋者，却少之又少。资公的“军师”之功，贡献给旧时代的银行和银行业的，是一种生存的高超技艺；贡献给当代中国银行业的，则是在调研和参谋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务实态度及本土、本行业情怀。

　　经营管理商业银行的智慧和经验

　　1935年初春，资公在赴美深造之后，危难之中受命，独立经营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及华北旅行社。

　　资公受命前的天津分行，由于管理者的恶习，导致了该分行不良资产比重相当大，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如任其下去，只是死路一条。受陈光甫总经理的重托，资公到任后，分析情况，联系客户，下企业，出主意，利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神奇地化解了风险，迅速盘活了资产，让天津分行“起死回生”，创造了一个不小的“津门奇迹”。尽管资公没有详细讲述他如何进行市场营销及化解风险，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简略的记述里悟到，除了特殊的人际关系及陈光甫的特殊授权之外，资公利用各种关系及资源的高超营销策略，以及深入了解市场、有针对性地化解风险的做法，是赢得“津门”之战胜利的关键。尽管当时内忧外患，他还是能够凭借丰富的金融知识和务实精神，将一家私人商业银行的分行经营得相当出色，为同业瞩目，其中不仅有资公务实的态度和精神，还有他过人的智慧。作为银行人，我们由此获得的启示是，务实地去做事，会获得至少一半的成功；在务实的基础上，智慧地去做事，则必将赢得全部。反观今天国有商业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许多银行家感到无处问计，资公留给我们的经典案例，发人深省。

　　在书中，资公讲述了他抱病从重庆回到天津，带回十万法币并精心安排而产生倍数效益的故事，读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天津的货币市场十分混乱，“良币”严重不足，市场交易困难，各银行都度日如年。当时，“法币”是最为有效的交易中介，算是市场上的“良币”。因种种原因，市场奇缺此货，这为资公带回的十万法币产生倍数效益，提供了时机。资公不顾自己重病的危险，细致周详地安排了法币的使用，使得天津分行一时间头寸丰盈，客户蜂拥而至，经营效益大增，也为当地市场的稳定和盘活，创造了条件。然而，资公此举是一招险棋，因为“法币”短缺，只是暂时现象，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如安排不当，反受其累。资公非常敏锐地觉察并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让天津分行赚了个钵满盆盈，给银行家们如何争取时间优势及产品优势，上了生动的一课。商业银行之业务，说起来复杂，有时也如同普通的商业买卖，“稀缺”总是价值的别名，时机把握与产品特色同样重要，抓住了时机，就抓住了效益，这是通行的经营理念，但在当时能敏锐地意识到，及时做出智慧的安排，并真正实现效益，就不是普通之举了。

　　时下，中国银行业正处于转轨的重要时期，开始有了足够力度的市场营销、风险管理和效益目标管理等工作，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越来越深。由于历史延续而来的经营垄断，至今中国的银行，在进行市场营销、风险管理和获取经营效益方面，服从于市场和客户需要的意识淡薄，服从于“长官意志”的意识仍然强烈。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银行业变革的重大任务，就是要走市场化之路，改变传统的垄断经营模式和风险管理方式，真正地从市场求效益，而不是靠行政性的、垄断的体制优势谋取利益。这样的变革正在到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政府机构特色正在退去。资公的经营管理经验与智慧，如舍去那个时代的背景，是属于市场的，具有通用价值，对于当今中国商业银行变革，特别是对于银行经营管理者探研市场攻略，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中国货币史研究的贡献

　　中国的货币历史源远流长。不无遗憾的是，中国货币史记录或中国货币史学还很不完备，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长期处于零碎、片面的状况。对中国货币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货币史在中国，更多地成了“钱币史”，主要记录“钱币”的质材、特色、发行的历史背景、相关的货币经济发达程度和文化历史内涵等，通常将其作为中国“大历史”的一个佐证物品来看待。对货币的制度史，即货币职能的历史延续、货币制度体系的历史特征，如中国古代金属货币如何发展到纸币的体系，不同货币形态的职能行使方式等，研究得还很不完备，史料虽多却散落史海，不用说系统的制度史研究，就是局部的研究成果，也少之又少。

　　货币的历史越是悠久，货币就越不能简单地作为历史实物，而是需要有货币的制度体系研究。毫无疑问，这样的货币制度史学，需要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某种历史的高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资公坚持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完成了几部中华民国时期重大的货币史资料集，为后人贡献出了一架探研中国货币历史记录的云梯，让后人有机会通过这个云梯，去攀登更高的货币史研究巅峰。

　　尽管中国早在宋朝就出现纸币，但直至清朝，纸币并未通行，流通中主要使用金属货币，与纸币有关的货币制度史，被金银等（特别是清朝之前大量使用铜钱，清朝又大量使用白银）货币实物史淹没了。进入民国，中国的纸币才开始了它以货币主体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进程。由于纸币本身只是一纸约定，并无价值，不论是私人票号，还是官方法币，都是信用货币或制度货币。但如同对金属货币一样，起初，研究者们习惯地落入研究纸币的纸质、颜色、文字之类的窠臼。幸赖资公的识见，力挽惯性思维，使货币史研究别开洞天。

　　资公研究中国货币史的时期，正好是中国货币从实物形态向完全纸币形态转变的时期，他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陆续编出了《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南京政府时期及北洋时代）、《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国民党时期）。如果中国货币史学界认定了“钱币史”和“货币制度史”的区别，那么，这些历史巨制就将成为中国货币史的界限性资料，其价值之重大，非同一般。庆幸的是，这些重大的资料，多亏有资公及同事们精心保卫，才不致在中国动乱的历史时期消失。

　　“中国银行家”个体存在的历史价值

　　历史上，“中国银行家”远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群体。旧时代里，虽然有着相当程度的市场化水平，但中国私人商业银行还没有足够发达，官办银行便垄断了金融市场。大量在银行界从业的人士，与其说是“银行职员”，不如说是官办机构的“公务员”，当然就更谈不到“中国银行家”了。在那样的时代里，真正生存于市场之中，完全依靠市场运作来经营银行业务的“中国银行家”，仅仅是如陈光甫、资耀华者，仅是一些孤独存在的个体。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主体经济制度，所有的银行国有化，商业银行学习苏联的专业分工体系，几家大专业银行垄断了全部的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家”产生的制度土壤不再存在，银行业的从业者，不是政府官员，便是国有资源的分配操作者。在如此环境之下，就连“中国银行家”的个体也不复存在了，遑论群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和对市场制度的回归便意味着“中国银行家”的回归。一般而论，“中国银行家”的回归速度和程度，取决于市场化的水平。然而，历史地看，市场化发展的高度如何，并不意味着“中国银行家”的回归就能够自然地达到相应的高度。市场化对于银行业而言，只是产生“银行家”的土壤或“外因”，“内因”还需要银行从业人士，对中外“银行家”的学习，以及在学习基础之上的长期实践。近些年来，受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在回填产生“中国银行家”的土壤，但真正出现“中国银行家”，特别是“中国银行家”群体，尚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包括现在的中国“银行人”向中外“银行家”学习和磨练的时间，当然还包括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和制度转型的时间。这让我们不能不高度地重视历史上“中国银行家”的个体，他们的孤独存在，将有助于今天我们一个特殊群体的诞生。

　　那到底什么是“银行家”？什么又是“中国银行家”？前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各种关于银行家的书本里找到基本的答案。银行家，应当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银行组织机构，管理和经营金融产品、服务，获得足够大的经济收益并总结出系统经验的行家。

　　对于后一问题，我们只能从历史上个体存在的“中国银行家”那里去找答案。资公，作为中国银行史里拥有特殊经历的特殊人物，给予了“中国银行家”应当拥有的基本底质及一种历史的定位，那就是，拥有相当的金融理论水准、高超的经营管理智慧和务实的行事风格，对生于斯、存于斯的祖国充满热爱的行家。这样的底质或许对于今天的银行业人士，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要求，因为在银行转轨的过程中，努力做真正的“银行家”，而不是利用转轨的特殊缺陷谋求尽可能大的个人利益，很可能会失去个人的许多“好处”。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历史上艰难地产生过一些“中国银行家”个体的国度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银行业界的许多人士，都会尽自己的心力，不为巨利所惑，效仿前辈同行，自觉地走真正“银行家”之路，逐渐地在中国衍化出一个质地优秀的新生“中国银行家”群体来。如果说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产生如资公般优秀的“中国银行家”个体，那么，当今更应当能产生一个特征鲜明的“中国银行家”群体。

　　“振远”这个词，是我自己感悟出来的。时下，我住在韩国汉城龙山区一个地势较高的山坡公寓小区里，宽大的阳台面对城区，视线非常开阔。每到周末，近处的教堂不时地传出钟声。那钟声悠扬持久，洪亮沉稳，直击人的心灵，有力地向广阔的汉城城区传播开来，似乎内含一种特殊的声音元素。某日，“振远”这个词在我的脑海中陡然冒出。这词接近这种声音，这种振动人心、远播天下的声音。

　　从自然角度来看，“足音”其实是没有什么大声响的。“足音”能够产生“振远”之势，完全是由行为主体的内在力量决定的。资公风风雨雨的一生经历，巨巨细细的一生贡献，从献计于银行和金融业，到直接经营管理银行，再到货币史的研究，平凡之中蕴藏伟大，布衣之饰难掩锦绣，内在的力量，足以让其“足音”产生振动人心和远播天下的黄钟大吕之效。受其震撼，作为后辈同乡、同行，我们只有在这样的“足音”里奋发才是。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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