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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中国保险前沿的优雅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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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2-09 15:49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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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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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听到中国人民保险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淑贤女士的职业经历，就对采访赵总心生神往。想想，曾任中国人保驻欧洲代表处的首席代表，长期从事高技术含量的航空航天保险，全程参与中国人保海外战略合作伙伴的谈判和翻译工作，一个女人，在一个福音般的行业里优雅高贵地行事，这是不少人艳羡不已的，而她又是那么低调。她一直希望能将这次受访的机会让给其他的同事。后来，我们再三声称，读者希望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财界女英的形象，赵总才答应下来。
我们是在赵总两次出差之间的唯一一个上午见到她的。很难想象，紧张的日程安排，旅途的奔波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气色。她不是想象中的“女强人”，她的桌上摆着化妆品，坐在近旁，能感觉到飘过来的丝丝香水味。她会绘声绘色地同我们讲起在国外淘打折商品的乐趣；一转，又会很肃然地谈工作。我不知道年轻时的赵总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如今的这位优雅女性，是天性、才能和时间炼就的。
《当代金融家》：业界盛称您是“国内航空保险的奠基人”，您能结合自己的经历给我们讲讲我国航空保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吗？
赵淑贤：业界给我这样的盛誉，其实我很难这样自认。人常说，“盛名之下，其实难负”，我常拿这句话自警自励。中国的航空保险事业是很多人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幸运地起步早一些，机会好一些而已。
过去，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民航靠财政贷款购置飞机、修建机场和购买相关的飞行器材。民航企业本身没有外界的竞争压力。一旦发生飞行事故，全部损失由国家财政予以核销，无需商业保险，因此，那时民航的保险意识很淡薄。1974年，民航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航要飞出去的指示，计划同年首飞伊朗、法国、巴基斯坦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友好国家。在执行这组飞行任务时，国外的航管部门和机场要求民航提供飞机保险单和保险凭证，这样航空保险的问题才摆到议事日程。
1974年9月14日，国务院要求，凡从事国际航线飞行的飞机必须办理保险，特别是从事民用航空运输业的航空公司必须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同时，作为国际外交对等原则，凡是国外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停中国机场，也必须办理飞机保险。1974年9月29日，当时国内唯一的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中国民航出具了第一张符合国际惯例的飞机保险单，承保了四架民用客机，首开我国航空保险的先河。但当时，人保公司的国内业务都处于停办的状态，所以航空保险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同时期的我，刚刚结束了6年的农场劳动，来到北京外语学院读大学。1978年毕业，分配到人民银行，听说要下派，也不知道会被派到什么地方，后来分到了保险公司――当时人保公司还属于人民银行管理。但是保险到底该怎么做，我心里也没底。
1979年，在国务院的指示下，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各项工作全面启动。我国的航空事业也在发展，不过因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发展我们的航空业必须采用租赁飞机的形式，后来采用的是杠杆租赁。即便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民航飞机大致也有80％是租赁来的。采用杠杆租赁，就不仅要求有国内的保险，还要求有国外的分保，分保的比例也是有控制的，不能少于60％，当时我们分保出去了66％。
我起初所做的工作，按照现在的称呼，应当是融资助理。所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人保公司恢复业务后的第一单航空保险分保。这项工作刚开始做起来很难，杠杆融资的相关文件很厚，而且全都是英文。为了尽快掌握这些专业知识，我们每天都加班加点，文件要看很多遍，才能够理解。而且人保公司当时没有人了解这块业务，基本上是跟着中国民航的人，边学边干。当时中国民航有位老同志，现在已经过世了，是当时“两航”起义过来的，外语很好，可以算是个专家，我们保险公司的员工就跟着他学。其实工作主要是以他们为主，我们保险公司的就是配合着做一些保险凭证和保险安排等工作。就这样，通过一点一滴的学习，随着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人保公司进入了航空保险承保商的行列。
不过，国内航空保险业真正飞跃式的发展是从1982年开始的。恢复业务的人保公司迅速扩大，到了1982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应地对人员的素质就有了比较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时代新的保险发展需要，人保公司决定要进行系统内筛选，挑一些人到国外学习。当时是通过考试的方法，择优录取。尽管当时大家还受到旧观念的约束，不太认同派女同志去进修，不过，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明确了：不管性别，考上就去。所以我就在1982年参加考试，被录取后，派往国外学习航空保险。
人保公司那时一共出去十个人，分在不同的公司，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我当时是一个人在一个外国公司里，要是想讲中文，就只能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那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想要约定时间打电话，很难。规定也很严格，比如，出门必须双人同行；晚上十点之后不能看电视等。不过，尽管在国外学习航空保险的那一年很辛苦，但从那时开始，业务知识就上了一个台阶，我也被当成了专家式的人物，大家一说起航空保险就要找我。实际上，我也是边干边学。
此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航事业蓬勃发展，航空保险市场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表现在：
第一，航空保险规模有了快速的发展。例如，根据2005年的统计，中国民航联合保险机队由起初零星的几架飞机扩大到现在近650架大中型欧美制造的现代化客货机，保险金额位居世界第三。
第二，航空保险采用了大集团、大联合的国际通行做法。民航已由原来的几个管理局进一步发展到目前的多家航空公司、近200家机场、航空维修公司、航空油料公司等诸多实体；相应地在保险操作上，集中投保、统一承保这种国际流行方式越来越得到重视和采用，以形成规模，在投保人得到优惠条件的同时，保险公司也能一次获得较多保费。例如，中国民航联合保险机队由15家航空公司的飞机组成，机场责任险由55家机场共同投保。
第三，保险公司数量增加。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也继中国人保后参与到航空保险市场中，形成了多家竞争的格局。
第四，险种由单一种类向多种发展。在原来简单的飞机险及其责任险基础上逐步增加了机场责任险、航空维修人责任险、航空油料公司责任险、航空表演/航展责任险、空中交通管制责任险、保费保障保险等；使国内航空保险市场的险种更趋细化，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并使保险保障更加符合被保险人的实际需求。
第五，航空保险的承保、理赔逐步与国际做法同步。国内保险公司由原来只提供人民币业务的保险保障到以外币业务为主，从全部自留到充分利用再保险，都决定了航空保险需按照国际惯例运作。为此，从保险单、保险凭证措辞、条件的订立到损失勘察、定损、支付赔款，都要与国际市场或国际化的关系方共同制定，保证了我国航空保险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当然，相对于国际市场而言，我国的保险市场要达到真正繁荣有序的程度，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有理由相信，它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当代金融家》：您进入中国人保以来，一直从事的是“三高”保险业务。当时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展“三高”保险业务的？从事“三高”业务，对于当时的人保或者中国保险业界，面对的主要难题是什么？
赵淑贤： “三高”业务指的是那些“高技术、高风险、高保额”的保险业务，具体来说包括：航空保险、航天保险、石油保险和核电站保险。
我们国家航空保险的发展历程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接下来谈谈我国的航天保险。这块业务我国起步较晚，是伴随着我国航天发射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我国运载火箭走向国际发射服务市场后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1990年4月7日，我国首次对外提供了商业发射服务――使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卫星一号”并一举获得成功，人保公司为这一项目提供了发射保险。然而，此项目的初期谈判和分保安排都很曲折。当时的国际保险环境非常不利，因为国际保险市场对长征系列火箭技术知之甚少；加之这是我国首次对外提供发射服务，承保人更愿承保发射技术较成熟的火箭，如美国的德尔塔火箭、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苏联的质子号火箭等。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人保公司为支持国家的航天技术走出国门，开拓国际航天发射市场，配合着长城工业公司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并且在亚星一号项目的保险承保中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比例，使国际航天保险大多数承保人对长征系列火箭的发射技术从不知到知晓，从知之不多到逐渐认可，为中国火箭发射技术占据国际发射市场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我们为其提供的航天保险产品也越来越丰富，目前主要险种有发射前保险、发射保险和卫星在轨寿命保险、火箭再飞行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在1990年代后期，由于我国发射澳星B2、亚太二号、国际星708A、中星七号连续失利后，国际承保人对我国的火箭技术产生质疑，造成后续项目很难安排国际分保，我国的航天工业面临着巨大压力。在此重大关头，国务院指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牵头尽快筹建中国航天保险联合体，建立我国卫星发射保险基金，全力支持了国家的航天工业。
我国的核电站保险是从1986年兴建第一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起步的。大亚湾核电站是引用法国的核电技术而建立的核电站，经历了选址、设计、建造、安装几个阶段，于1993年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当时唯一一家保险公司，对这一大型项目非常重视并投入了巨大的技术力量。从最初提供建筑安装工程保险、海洋运输保险，到运营期单独为该项目设计了核物质损失险、机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在整个保险合同期间，始终如一地提供有效的服务。继大亚湾核电站成立后，我国又相继兴建了岭澳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最近计划采用俄罗斯的设备兴建位于连云港的田湾核电站。随着核风险业务的增加，国内的竞争机制的引入，目前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也涉足核电站保险的项目中。为了促进中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国内核承保能力，加强与国际核保险集团的业务合作，原在1989年成立的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主体的中国核保险集团，于1996年接纳平安保险、华泰财险、太平洋保险等，共同承保核电站营运期间的各项保险。
石油保险起步于1980年。中国的第一张石油险保单是人保公司在1980年为当时在南中国海作业的法国道达尔公司出具的。当时的背景是，在全国五届人大会议上，中央决定可以与外商合资，引进外资、技术加紧开发海上石油。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我国海上石油勘探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石油公司同20多家外国石油公司和国内勘探公司签订了合同，作业区遍及渤海、东海和南海。人保公司自1980年起承保海上及陆上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发保险，为中外石油公司、承包商及分承包商提供各种保险服务，涉及财产险、能源勘探开发险和责任险三大类别共30多个险种，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要求单独为其设计保单。
《当代金融家》：目前在人保财险的保险业务中，这种“三高”保险业务所占的比重有多大？随着保险竞争的加剧和市场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您认为“三高”保险业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
赵淑贤：根据2004年的数据，“三高”保险业务（包括航空、航天、石油、核电站业务） 的保费收入占公司总保费收入的1.63%，规模还不是很大。
尽管“三高”保险业务在公司整体业务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却意义重大。首先，这些行业的企业都是国家重点企业、超大型企业，承保这些项目有利于扩大公司的社会影响，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其次，这些业务的单个项目保额高、技术含量高（国际公认），承保这些项目可充分展示公司的技术实力和承保能力。另外，这些项目在非大灾年份的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当代金融家》：您认为，在今后国际保险市场上，各保险公司真正的较量点是在什么地方？
赵淑贤：我认为，在今后国际保险市场上，各保险公司真正的较量点是创新能力。我们所说的创新能力，主要是指适应保险竞争全球化、金融服务一体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趋势，为取得独特竞争优势而建立的创新能力，包括产品开发、营销方式、风险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当前国际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是并购重组加剧。随着金融服务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保险企业不仅面对国内外的竞争，同时还面临着整个金融业的竞争。保险企业与其他金融企业之间、保险企业之间购并、重组频繁。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从增强资金实力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考虑出发，采取收购、兼并和重组甚至是跨国界、跨领域的兼并重组，壮大公司资金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如2002 年初，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完成了对美国再保险公司的全面收购；2002 年7 月，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和日产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合并成立了日本财产保险公司。
二是经营专业化。面对目前国际保险市场的严峻形势，特别是“9.11”事件对世界保险业雄厚的资金实力的破坏，以及恐怖主义、战争和新技术带来的巨额风险，保险公司保障能力普遍降低；为了保障公司业务的稳健运营，一些保险公司开始进行业务范围的战略调整，收缩经营区域或业务范围，以保护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的安全性和健康发展。
三是积极开拓新的销售渠道。为压缩销售成本和扩大市场份额，抵减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在维持传统的公司销售和代理销售的同时，开始加大对银行、邮政等机构销售网点的利用程度，并充分利用电话、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实现保险产品销售渠道的多样化，提高了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
四是新技术广泛应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在保险公司得到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应用，为提高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投资管理水平、成本控制能力等提供了更有力的技术手段。
五是保险自由化程度提高、创新与效率受到更高重视。随着自由化竞争的加剧，保险监管面临着来自全球保险业的挑战。为提高本国保险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各国保险监管机构普遍提高市场自由化程度，监管方式方法的转变和侧重点的转移，为保险公司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概括国际保险市场的几种趋势，归根结底就是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的良好环境，通过并购、专业化建设、引入新技术等方式增强在主业上的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当代金融家》：在保险业国际化程度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我国的保险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和国际一流的保险企业的差距有多大？
赵淑贤：在应对国际竞争时，我国保险企业，在创新能力上较国际一流保险企业存在不小距离。近年来，我国保险市场已基本实现全面开放的新局面。与国际一流的保险公司相比，我国保险企业存在着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资产规模偏小、保费投资收益差、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等问题。虽然我国保险市场保费增长迅速，但保险企业资产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都较低，意味着保险企业迅速扩张的同时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2003年的资产总额3137.70亿元，仅为德国安联资产规模的4.26%。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保险企业投资渠道相对狭窄、资金运用水平不高，投资收益低于国际水平。随着保险市场全球化进程加快，我们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当然，我国保险企业也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我们处于全球保险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拥有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保险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几家保险企业均拥有大量的客户资源、数据资源和管理经验，在更好地满足国内客户需求方面存在着外资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
我国保险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司能否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资金运用和成本控制，为消费者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另一方面是，公司能否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符合需求的产品、发掘更多更好的渠道。这两种竞争优势，都需要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建设不是一句空话，它取决于公司内部体制机制是否健全，企业文化是否反映了时代和文化的进步，公司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激励创新，是否通过资源配置服务于创新，是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帮助创新，是否拥有良好的机制落实创新成果。通过创新，保险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代金融家》：据我们所知，在几大保险业务中，再保险业务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在人保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尽管国内的业务曾经一度停办，但是再保险业务一直没有停。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甚至很多金融业界的从业者，对再保险业务知之甚少，您能在这里介绍一下我国的再保险业务吗？
赵淑贤：再保险运作的原理和保险一样，也是对风险进行分摊，运用集体的力量来减少个体的损失。再保险，我们也称之为分保，是对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责任的保险，保险人通过签订再保险合同，支付规定的分保费给再保险人，将其承保的风险和责任的一部分转嫁给另一家或多家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以分散责任。所以我们经常称再保险为“保险人的保险”，它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事实上，再保险市场是从直接保险市场发展而成的。当直接保险公司对其承保的巨大风险或特殊风验不能承受时，就需要再保险市场来进一步分散风险，以防发生过度承保，危及保险公司的稳定。比如，在美国“9.11”事件中，国际再保险市场承担了70％的风险。
我国再保险业发展历史不长。1979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以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只有人保公司一家保险公司，所以，不存在国内再保险市场的概念。1988年、1989年相继在深圳和上海成立了平安和太平洋两家保险公司，在它们的营业范围里，包括了再保险业务，这就有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再保险市场架构的雏型。但除了按《保险企业管理条件》和《保险法》规定的法定分保业务外，绝大部分再保险业务均流向国际市场。
1996年，人保公司进行了体制改革，分立中国再保险公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专业再保险公司。迄今，中国的保险市场上，也只有这一家专业再保险公司，主营业务为法定分保业务。目前，国内再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商业化程度低；再保险市场主体少，再保险供给不足；国内再保险市场的技术和服务水平相对较低。
根据中国在入世谈判中的承诺，加入WTO后，即可允许外国公司以合资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并且没有地域限制或发放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法定分保业务逐年降低5个百分点，入世后的4年内，20％的法定分保业务将完全取消。
据统计，目前，法定分保业务占再保险市场份额的88％，商业分保只占分出业务总保费的12％。而法定分保业务的独家经营，难以促进再保险技术和服务的升级。在商业再保险方面，因国际再保险人具备技术、服务等优势，国内商业分保分出业务大量流向国际市场。
显然，随着保险业保费规模快速增长，国内各保险公司对风险分散的需求逐步扩大，我国再保险市场必将得到快速发展。
《当代金融家》：您现在分管了人保财险的营销工作，有很多切身体会，能同我们谈谈目前我国保险业的营销工作有什么困境和机遇？
赵淑贤：目前，我国保险业的营销工作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我国保险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各方面还不够成熟。一是保险市场不发达。我国保险深度和密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保险业规模还不是很大，监管还不够完善。二是消费观念不成熟。人们的保险意识还不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还不旺盛，消费者对价格的高度敏感促发了不规范的价格竞争，降低了公司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反过来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三是市场竞争不规范。保险业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对保险业竞争主体的经营方式和竞争行为造成了重大影响。不规范的竞争行为在一定范围还存在，表现为：通过低费率、高返还、高手续费、高保障范围和协议性承保等手段在市场上争揽业务；利用行政权力、私人关系等促使消费者投保；通过帮助企业担保、融资等手段，达到扩张市场份额的目的等。不规范行为容易导致恶性市场竞争，提高市场交易成本，侵蚀保费资源。
营销工作的机遇，主要在于我国保险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保险资源的规模扩张。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排名第6位，保费收入世界排名第11位。十六大报告提出，2020年GDP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35万亿元。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也将是我国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将为我国保险业做大做强创造历史性的机遇。二是人均收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支撑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标志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人们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服务等的需求将明显提高。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带来更强的保险需求。三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共同特点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较强烈的保险愿望，有足够的保费支付能力，有很大的有效保险需求。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往往一人拥有三、四份保单。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中等收入阶层没有形成规模。如果中等收入阶层每年增长1%，预计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5%左右，成为保险需求的稳定增长源，其成熟的消费理念、多样化的功能需求将对保险供给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和竞争，也有利于保险营销工作快速与国际接轨，缩小与国际一流保险企业之间的差距。例如，人保财险与AIG在两险业务上的深入合作，有效提高了两险的营销管理水平。另外，现在国务院、保监会高度重视保险业的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政策环境日趋宽松，行业监管更加完善。以上这些都为保险营销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当代金融家》：能同我们谈谈您个人在人保公司工作了26年的心得吗？
赵淑贤：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挺珍惜这份工作的。以前，我在东北一个很偏远的农场劳动了6年，离得最近的地方是五大连池。到了1974年，我有机会到北京读大学。上学的头一天，系里的党支部书记带着我们上大课，他领着我们读：“I love Beijing！I love Chairman Mao."听到老师读，我顿时就哭了，哭得没法跟着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哭。是呀，6年了，我们农场有几万知识青年，只有我能上大学，而且是北京这么好的外语学院。
后来，进了人保公司，发现自己一直都处于要不断努力学习才能应付工作需要的状态。刚来的时候，发现学校里学的英语和保险英语有时候根本就是两回事。比如policy，大家都知道是“政策”的意思，但在保险英语中，这指的是“保单”；比如contribution，大家知道是“贡献”，但在保险行业里，这是“大家共同分担”的意思。原以为自己的英语在学校里学得还蛮不错，突然发现不好使了，不够用了，就很受打击。怎么办，学习吧。
在人保工作的前三年，每天的生活基本就是“三点一线”：吃完晚饭到天安门广场遛一圈，然后再到办公室接着学习，学到十点钟，拎着两壶开水回宿舍，洗洗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再拎两瓶开水到办公室。每天就是这样，也没有觉得生活单调或者艰苦，就是希望工作要做得好一点，要能够驾驭自己的工作，要能够独当一面。后来发现，以后工作中所用到的专业知识，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那时候的积累。那时国内的保险非常落后，很多东西都是国外的舶来品，很多保险词汇需要学来。我的自尊心很强，觉得自己是学外语的，很多保险用词自己就应该知道，否则就觉得很丢人。
再之后，外国保险公司想进入中国市场，需要来拜访人保公司，因为人保公司当时是唯一的国内保险公司。我因为是学外语的，就被挑来做翻译，这样挑战更大――因为做翻译需要熟悉公司方方面面的业务，而不仅仅是自己所承担的那一块工作就够了。就这样，一直被工作逼着要学很多东西。
不过，我很感激在人保公司最初的一段时间给我的磨练。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还养成了做事非常严谨的习惯。比如打印保单，国际上通用的那种保单很贵，那时还没有计算机和打印机，用的是老式的打字机，如果不小心打错一个字母，一式四份就全部作废，很心疼。比如接待外宾，人称外事无小事，处处是政治。如果外宾来开会，提前十分钟来了，我就得领着他们去天安门广场兜一兜，十点钟就是十点钟，不能早也不能晚。
我在人保公司工作已经快三十年了，感觉挺好的，从事保险这个行当很需要不断地学习，很有意思，也很具有挑战性。
《当代金融家》：作为一位妻子，而且是一个高官妻子，您爱人有压力吗？
赵淑贤：他呀，没有，在家里还老挤兑我。他是我兵团的战友，学习声乐的，相当有才华，是属于那种投错行的人。我一直觉得他的能力比我强。
10.作为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母亲，您怎么教育孩子呢？
赵淑贤：我在这方面管得很少，我觉得还是言传身教更好一些。我要是觉得小孩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把她叫过来哇哇说一个小时，不如自己身体力行地做好了，孩子自然就会跟着学习。她要是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一般不会指责她，我会告诉她，我要是你，我会怎样去做，而不是要求她你应该怎么样。现在大家都说我女儿，很自立，很愿意帮助别人，不像独生子女，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有的时候看到她很忙的样子，也很心疼。但是我也不能教育她：“先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再去帮助别人。”
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很和睦，我和我爱人也很互亲互爱，所以她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很放松，性格也就很好。这点让我很欣慰，我认为一个人要是能适应环境，适应生活，这是最大的本事和基础。
《当代金融家》：现在我们看看，中国金融界少数几名女高官都曾是技术型官员，您作为其中的一员，有什么样的甘苦和感悟和我们的读者分享？
赵淑贤：由于女性在高级管理人员中的比例相对还较少，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我认为，在工作上，男性和女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男性高级管理人员也不乏技术专家出身。女性高级管理人员之所以技术型官员较多，我认为主要是女性思考周密，擅长关注细节，如专注于业务，通过努力，易发展为某一方面的技术专家，并通过转型，成功地成为高级管理人才。
一般技术出身的人思维比较简单，我在工作中始终信奉一条：复杂问题简单化。上了班，就是低头干活。我记得，在1984年我要休产假，需要将手里的工作移交给其他人做，一共有四个人来接手。后来他们说：“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一个人怎么能应付得了这么多事情的？！”其实，当初就是本着一种很简单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要把事情做好，不能让领导在我这里操心。我在农场干了6年的活，什么苦都吃过，曾经两个月没刷过牙，没洗过脸，因为没有水。头发上长了很多虱子，因为没有地方洗澡。这一代像我这样的人不少，都挺能能吃苦的。
我觉得人，尤其是女人，一定要自强自信、自尊自爱，这个非常重要。自强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很多地方都可以表现，比如生活、家庭，或是一个细节。以前我的头发比较长的时候，早上就要很早起来，把头发收拾好。现在好了，梳了这种发式，头发不容易乱。
基于中国传统，女性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往往付出更多，也更需要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人都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结合个人的经历，我认为，对事业的热爱是一个人努力奋进的不竭动力。女性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必须自强不息，勤奋工作，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果得到大家的认可。现代社会已经为女性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事业舞台。我期盼着有更多的优秀女性，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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