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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渤海岸 上篇：成长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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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8-12 15:55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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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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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曾经弯曲的历史
汹涌
如同渤海从未停止的波澜
信念
从未泯灭渤海岸边人永远的渴盼
从冀北的旷原到长白山的皑皑雪线
激情
如同潮涌
将渤海湾染成蔚蓝
摄影/尹力俭
激情渤海岸
□ 文/本刊记者 寇建平 宁方朋
一位学者曾在演讲中略带调侃地说：相比而言，傍海而生人会多一些浪漫，多一些激情，也多一些开放的心态。他想要借此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何是从沿海开始的。比如深圳、珠海、汕头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但是，这位学者似乎忽略了另外一片海岸。二十多年来，当其他海岸上的人们激情勃发、盆满钵满的时候，这片海岸上人们的脚步似乎有些沉重，表情似乎有些复杂。当国家的战略指针摆向西部大开发、摆向东北振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中部已经塌陷。而这片曾被那位学者在演讲中忽略了的海岸，恰恰处在塌陷区。
这就是渤海海岸。
上篇：成长的激情
1986年，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正式得到官方认可。它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内蒙古、山西五省（区）二市。这是对渤海海岸的一个地域定义。
数字可以说明这片海岸二十多年来的“沉稳”：
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冀北地区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地区即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已与京津冀北地区相当。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2，至1990年降至1/14。2003年，环渤海经济圈经济总量只相当于长三角经济圈的45.3%，比珠三角经济圈低10%。在中国经济总量中，长三角占到17%，珠三角占9%，而京津冀地区仅占8%。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只有珠三角的1/2稍强，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
包括上海、苏南和浙东北15个主要城市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只有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却已集中了近半数的全国经济发达县，聚集着近百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园区，还有数千家巨型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这里落户。
以广州为龙头，联合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大经济体系一直处于战略先锋和改革前沿。目前，珠三角的电子、医药、建材的产值已居全国之首，纺织业居全国第二，彩电产量占全国1/2，家用电冰箱产量占1/3，家用洗衣机产量占1/7，原油和天然气约占1/10。
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是一个巨人，巨人的头是京津冀地区，两条腿分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珠三角、长三角崛起后，京津冀成为了“洼地”。于是，巨人长成了“腿长头小”的怪模样。
用正式一点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出“南快北慢”和“东高西低”两大不平衡现象，处于结合地带的环渤海地区整体发展较慢，辐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直接影响到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抵津为环渤海经济发展做出重要战略推动的消息，使渤海岸边的空气中弥漫着兴奋。早在19年前就已经筹划出来的环渤海经济圈蓝图，今天终于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蓄势待发的关注与推动。
在这个合作血液流动曾经稍显缓慢的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融合发展，终于成为一种涌动的欲望。
环境的力量
14年前的黄浦江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从正月初一起开始连篇累牍地刊发署名为“黄甫平”的文章。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低谷，浦东开发的战略虽然业已提出，但整个国家仍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文章鼓舞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
后来的故事有目共睹，十几年的开发不仅使浦东新区成为了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还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带动作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继深圳之后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标志。
14年前的情景似乎要在渤海岸边重演。有确切消息表明，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即将列入国家战略发展的版图：国家发改委的调研、国土资源部的考察，新区的规划纲要通过了天津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的讨论，已经上交国务院。一些国家权威经济政策刊物的封面上频频出现“战略性新亮点”这样的字眼。
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嗅到这样的气味：天津这个中国北方的咽喉重地已经迎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就像14年前的机遇体现在浦东身上一样，而今的这个机遇集中地体现在滨海新区的身上。
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东部临海地区，由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及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组成，面积2270平方公里，人口107万。自1984年以来，这里经济快速增长，外资大量进入，已成为中国北方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媒体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描述：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里，大家总是寄希望于天津、北京来领导渤海区域的经济。然而这是一个误区。引领者的地位不是靠经济总量来确定的，尤其在起步阶段。引领者要具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和便于融入国际市场的条件和素质，特别是要有开拓创新的机制和抗风险的能力，应当是区域大家庭中最为活跃的一个成员。经过这几年长期不懈的努力，滨海新区的各种优势日益凸现，它将像珠三角的深圳、长三角的浦东一样，带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增长，成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强大引擎。
温家宝说，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开发深圳，90年代开发浦东，“极点牵引型”的路径已经是一种中国特色。当深圳、浦东的开发牵引出中国经济发展著名的“两极”的时候，人们当然有理由相信，滨海新区将会牵引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第三极”。
其实，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经济界人士早已将天津滨海新区与浦东、深圳并称为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三大具有相似战略功能的“极点”。 而这个第三极，恰恰是连接中国“东中西”板块与“南中北”板块的要点，这个“战略极点”的搏动，将对中国经济协调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天津人都毋庸置疑地相信，温家宝总理此次天津之行对于是否批准滨海新区成为继浦东之后我国第二个“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有直接的影响。借主办亚欧财长会议之机，天津已经明显地迈开了走向“北方浦东”的步伐。
据了解，除申请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外，天津更提出了如下要求：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级新区，对新区规划内的建设项目授权天津自行审批；批准滨海新区调整土地使用规划；增加对滨海新区的财政和税收支持等。
天津环海联合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宋丹龙是辽宁丹东人，他的这家公司刚刚成立不久。“我们盯住天津环渤海这一块已经很长时间了，商机非常多、非常大，但一直在观察，既不能错过机遇，又不能急功近利。现在看来，可以肯定地说，滨海新区这盘棋终于要展开了，我们在有生之年又赶上了一轮改革机遇。就像当年前辈们到深圳淘金一样，我们要作在环渤海淘金的拓荒者。精明的商人是不应该错过这个时机的。”
很多像宋先生这样的商人都感觉到，国家要在渤海海岸落子了。
为了这颗棋子，天津人已经等待了很多年，也运筹帷幄了很多年。
滨海新区这盘棋是在1994年3月开始布局的。那一年，天津市委、市政府正式做出了发展滨海新区的决定，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东部地区新建一个“现代工业为基础，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商贸、金融、旅游竞相发展，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齐全、面向新世纪的高度开放的现代化经济新区”。
10年来，滨海新区生产总值由1993年的112.4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977.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0.8%。十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2098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524亿元。外贸出口由1993年的5.03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89.38亿美元，年均递增33.3%。工业总产值由1993年的213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133亿元，年均递增25.9%。10年累计批准三资企业项目5381个，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47亿美元。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到新区工业总产值的61%，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46%。
1999年10月9日，江泽民同志考察滨海新区时指出：“滨海新区的战略布局思路很正确，把工业集中在这样一个新区，从战略和长远的构思发展新区，肯定大有希望。”
2000年6月19日，胡锦涛同志考察滨海新区时指出：“从1994年你们作出开发开放滨海新区的决定以来，经过6年多的时间，整个滨海新区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成绩应该充分加以肯定。”
2001年5月13日，温家宝同志在天津考察工作时指出：“滨海新区是天津的希望所在，加快滨海新区建设，不仅对天津，而且对我国北方的发展都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2004年11月，全国政协向国务院建议尽快规划和建设天津滨海新区，温家宝总理在这个建议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家发改委“结合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和长远规划予以统筹研究”。
2005年3月6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的天津代表团全体会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对天津市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滨海新区的快速崛起表示充分肯定。
两个月之后，2005年5月14日至1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副主任刘江、张国宝带领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同志深入天津滨海新区进行调研。一个月之后，2005年6月13日，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率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来天津调研。不到一个月之后，亚欧财长会议在天津召开，温总理发表了标志性的讲话。
在此之前，2005年4月20日，来自环渤海地区20多个城市的100多位政府和企业代表相聚天津，举行了首届环渤海地区企业合作和发展论坛。大家一致认为，企业合作是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天士力集团总裁闫希军当时的一段讲话也许最具代表性：“环渤海地区惟一的协调机构是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在这个最高层的联席会下面，还应该要有一些功能性的、专业化的运作机制相配套，才能更有效地将市长联席会的决议落实下去。要尽量减少政府行政力量作用的痕迹，政府作用的重点放在协调政策、营造环境、搭建舞台以及一些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及公共产品领域，比如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的合作、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以及市场规范方面的合作等等。建立一些功能性的合作机制，可以包括不同层面、不同行业、不同城市，也可以是不同领域的合作机制，比如区域性的物流联盟、技术联盟、企业信用联盟、人才信用联盟等等。本次论坛以联合、发展、共赢作为主题，标志着我们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合作开始向着更深入的层面推进。”
珠三角处于中国大陆东部的南端，长三角处于中国大陆东部的中端，扩散效应难以“达则兼济天下”，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在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帷幕拉开之后，从战略角度看，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北部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环渤海地区开发的战略任务就应该是：“激活”中国大陆东部的北端增长极，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彻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
环渤海启动中心之争，一直是人们揣测的焦点。而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有人嗅出了国家将把“中心”设在天津的味道。国务院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已经明确表示北京不作“经济中心”，双子之争在战略政策上其实已经早有了结局。新北京总体规划首次把京津冀区域协调作为一项重要命题，北京市今后将在产业分工、交通构建、市场培育、环境改善、旅游发展等五大领域内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合作。北京未来的发展明确了四大目标：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北京市总体规划修编办公室主任谈绪祥曾对媒体说：“对首都来说，最重要的特色是政治和文化，经济只是北京作为城市的一般性的特质，没有必要过多去表达经济中心的位置。”在总体规划中，未来北京重点发展的三个新城分别是位于“东部发展带”上的通州、顺义和大兴区的亦庄。而这个方向，正是遥望天津。
国家的发展战略深意已经妙在其中：北京经济中心的功能东移。如今，当滨海新区这个发动机点燃的时候，再品北京的规划调整，整盘棋的布局已是了然。
天津市长戴相龙说：“中国的发展以前是看珠三角、长三角。在新世纪前20年，也要看京津冀地区。”
这位“从中央到地方”的“金融市长”，对这一方水土显然充满了激情。
渤海湾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激情。
产业的孵化
经济专家们指出，有了深圳开发和浦东开发的经验，国家在天津的开发上肯定将比前两次更为主动，导向性将更加明确，开发立足点也会更高。
记者从权威部门了解到，规划中的天津滨海新区定位包括四个方面：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北方最大的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生态宜居海滨新城。规划中还详细阐述了未来滨海新区的辐射带动功能着力点，如：扩大石油化工和海洋化工的规模，发展中下游产品向周边地区延伸产业链，形成区域性的化工产业带；引进、消化、吸收和转化国外先进技术，向“三北”地区转移。规划中还特别就增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东北亚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合与协作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温总理在今年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国家对滨海新区寄望甚厚。
经济中心城市通过聚集和辐射两种基本运动形式与周边城市以及经济腹地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经济中心城市的聚集主要源于其自身经济的规模效益、市场效益、人才效益和设施效益等，正是这些效益的吸引使得区域中的二、三产业及资本、人才、原材料、科学技术和信息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极化效应使经济中心城市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能够保持快速增长，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地位。
在历经区域经济发展20年的破冰之旅后，领舞者该如何一展长袖？
从北京出发，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往东，可以直接到达天津滨海新区。在天津“一个扁担担两头”的发展格局中，这个近10年GDP每年以20%增长的新区，已经与“扁担”的另一头——天津市区并驾齐驱：2004年年底，滨海新区GDP为1250亿元，占天津全市比重达43%，相当于上海浦东新区的68%；出口占天津全市比重达66%。
按照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的规划，到2010年，滨海新区GDP将达到3000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7000亿元，外贸出口总值达到300亿美元，财政收入达到500亿元。到2020年，主要经济指标比2010年再翻一番。
“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区域化形成。在市场化进程和改革从南向北推进的形势下，环渤海地区可能是短期里突发崛起的领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看来，京津冀是环渤海的核心地带，资源禀赋和环境条件非常好，而天津滨海新区的优势最为明显：“不仅位于京津塘发展轴上，而且拥有优质港口，引进大量外资，更适应中国目前重化工业时代，有望成为环渤海地区的龙头。”他认为，现在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重化工业实际上“天生就是临海工业，大出大进。这样，滨海新区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京津冀的发展实际上要靠滨海新区来带动。”
值得一提的是，滨海新区与天津市区之间有大片大片的荒地和不适于农耕的盐碱地，这些土地用做工业中心非常合适。肖金成说：“新的增长极如浦东一样，要有可供开发的储备资源。别的地方虽然区位条件很好，但没有这么多的荒地供工业发展，这是滨海新区在未来两三年里最大的优势。”
目前，滨海新区的规划已纳入国家发改委的议程。不过，在国家发改委牵头的规划成熟之前，天津对于滨海新区发展的初步规划已经浮出水面。在天津今年年初召开的两会上，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将之表述为“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在其后举行的2005年津洽会天津投资环境推介洽谈会上，滨海新区管委会提出滨海新区未来的规划布局为“一核、一轴、一带和三个城区”，在未来发展中将重点实施“工业立区”、“物流兴区”、“科技强区”、“生态建区”四大战略。为保证“四大战略”的有效实施，滨海新区将进一步加大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从2004年到2010年，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40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达到1000亿元，重点加快能源、道路、轨道交通及电力设施建设。
所谓“一核”即在新区外环线以内规划建设滨海新区的核心区，作为天津市双核城市发展结构的东部核心，重点发展商贸、金融、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一轴”即沿海河下游和京津塘高速公路发展轴，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带”即是新区东部沿海发展带，主要规划建设三个产业功能区：在中部以天津港和保税区为主的现代物流运作区，重点发展海洋运输和对外贸易；南部以大港区为重点的石化工业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北部以汉沽区为主的海洋产业及循环经济示范区，重点发展海洋精细化工、海水淡化、海洋旅游等产业。“三个城区”即汉沽城区、大港城区和海河下游城区。
可以看到，滨海新区正以其示范效应向环渤海引擎的位置转换。从一些跨越环渤海的合作中可以看出这种初露的端倪。2005年4月，以天津港为龙头，天津与北京、河北十一个省市区建立跨区域口岸合作机制，着力建设天津与腹地口岸物流快速通道，将优化海陆多式联运及口岸转关、口岸直通等通关模式，将天津海港的服务功能延伸到内地。
如今，全国1000多家企业为滨海新区的产品配套生产，大批国际资本通过新区进入腹地。目前，天津港的货物吞吐量中，70%以上来自外省市，北京市出口总值的42%，河北省的59%，山西省的50%，内蒙古自治区的35%，都是从天津港下水，漂洋出海的。
“着眼于提升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新区将依靠区位、港口、土地和功能优势，打服务牌，在高起点、高层次框架内实现经济融合，加快区域间产业的梯度转移，发挥新区的服务、辐射和带动作用。”展望滨海新区与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的未来，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充满信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郝寿义介绍说，滨海新区在未来服务企业和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中，将发挥五大功能作用：
一是制造研发功能。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发展名牌产品，带动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强区域科技联合与协作，形成环渤海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聚集地和辐射源。
二是国际航运、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功能。依托海港、空港、信息港，扩大国际航运和贸易，发展保税仓储和转口贸易。做大物流、分拨和配送，提高口岸通过能力，形成我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和物流基地。
三是滨海休闲旅游功能。发挥海、河、湖、湿地、地热等自然资源优势，开发近现代人文景观，打造旅游精品线路和品牌，形成海滨休闲旅游胜地。
四是改革创新示范功能。发挥国家赋予的区港联动政策优势，加快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在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率先形成更加完善、更具活力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环渤海和中国北方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示范。
五是宜居生态功能。适应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维护生态平衡，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居住设施。发展金融、商贸、会展、房地产、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形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的标志区。
最近，京津之间改善交通的一系列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6月16日开工，2008年将全线通车；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塘第三条高速公路，京津之间未来将有多达24条高速车道相连；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即将开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投入商业运营，届时两地30分钟即可互相通达，形成半小时都市圈。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对珠三角的开发，总体上处于摸索阶段，开发模式是以给政策为主，产业规划和产业发展都谈不上，甚至对改革开发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都存有争议。探索前行是珠三角开发的主要特点。因此，在开发之初，国家很少大规模投资，广东的发展更多地是靠税收优惠带来的自我滚动资金启动。由于毗邻香港，加上当时国际产业转移，珠三角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第一桶金。但是，此类产业的候鸟特性和低技术含量、高复制特点，也成为珠三角日后发展的瓶颈。直到今天，广东也没有形成很好的产业结构。
上海也存在着自我造血能力和本土企业成长环境相对较弱的不足，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难以成长。专家分析说，上海众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带来的成熟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不多，更多的是一个利润转运站，将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获利运出。
应该看到，深圳与浦东的开发都有着优惠政策的强力推动。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展，靠政策落差吸引资源的模式已经过时，所以才有了上世纪末期“特区不特”的讨论。
比较环渤海的开发，虽然依旧是政策启动为主导，但国家在优惠政策上的倾斜力度肯定不会如前两次开发那样大。专家们分析说，一些更符合市场经济特点的政策将会推出，如设立产业基金等。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用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开发滨海新区，这番话意味深长。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形势无疑为滨海新区的开发带来了一些新意。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循环经济，要建立生态宜居城市。就连新区优势产业之一的石化产业，也将走绿色石化的路子。
统观前两次开发，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以低端制造业发家，珠三角企业实际上“赚的就是人工的钱”。长三角的制造业从一开始就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外资在本地孵化，形成了高层次的配套经济模式，发展潜力超过珠三角。换句话说，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与中国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上直接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而长三角则是开放型的经济模式，既与亚欧及其他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又与国内市场紧密联系，在满足内需的同时，也满足了外需。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从外资企业角度看，如果要做鞋或玩具，就会把工厂设在珠三角；但如果是做芯片等技术型的产品，工厂将会设在长三角。
产业结构上虽然已经大大改善，但长三角发展在新时代的弊病依然值得关注。由于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存在，长三角目前仍旧是一种以行政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城市间的战略联盟目前还没有达成，很多基础设施还处于分割状态，尚未形成行业布局协调、经济能量集聚、产业结构合理的理想范型。有例为证：在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的有11个城市，选择石化的有8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的有12个城市。而苏锡常三地排名前五位的产业几乎完全一样，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制造业结构再次出现“往一条道上挤”的趋势。产业同构加剧了引资大战，引资大战又使业已存在的低层次产业同构现象在更高的产业层次上重演，形成恶性循环。
前车之辙，对滨海新区及环渤海的开发应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对滨海新区来讲，做好服务和枢纽，并成为一个具有辐射作用的产业孵化器，是“中心”的应有之义。对环渤海经济圈的新一轮开发来讲，要围绕“中心”的产业孵化辐射功能，对各个组成区域进行协调联络的产业定位，重新布局，避免产业同构现象。而要实现这样的格局，首先需要各地区城市间达成协调一致的战略联盟，资源共享、能量集聚，从区域经济结构的全局考虑，打破原本自我封闭的发展桎梏。
从现实来看，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确还有很多的难度。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说，由于行政区域利益主体地方意识较强，造成环渤海地区条块分割严重，地区间经济协调成本高，市场化程度低，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也不够畅通。他举例说，沿京津交通干线分布着中关村、亦庄、廊坊开发区、天津武清开发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津港保税区共8个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区，使这一天然的高科技产业带断裂，目前未能发挥出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看来，渤海海岸要真正形成规划中的理想格局，首先在于各区域战略境界的提高。环渤海经济区是一个复合经济区，由三个次级的经济区组成，即京津冀圈、山东半岛圈和辽宁半岛圈。这三个组成部分在文化、历史及现实产业布局上明显存在着差异和不合理的状况。在环渤海大经济圈的概念下，首先要对次级经济区进行定位。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开发布局中，这种定位除了需要政策引导、政府协调之外，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才能实现。
这种智慧在于，要让企业走向前台，成为主角。
细胞的结合
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个理想结局，不是表面上的经济联络和利益合作，而应该是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实体。形象一点说，不是一种物理上的结合，而应该是化学上的变化，进行再造。
单纯依靠各地方政府的努力，显然不可能实现这种化学反应，更何况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来讲，各地政府层面上的真正组合是不可能的事情。政府能做的就是通过政策、协调、导向、基础设施构造等途径，使这一区域各组成部分形成物理上的简单接触，创造更多实体再造的机会。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市长联席会秘书长邢明军认为，在环渤海区域联合发展中，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功能上。一、服务的功能。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各级政府要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全方位服务，为企业提供各方面的便利。二、政府对企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具体表现在，根据国情、地域情况，把地区的微观经济和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结合，合理配置使用资源，引导企业将产业做强。三、政府还要为企业提供保障功能。因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要不断改革，不断的自我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高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有效支持，保护企业合理竞争，保护企业合法利益。
而真正化学上的反应，需要细胞在活跃中的碰撞、吸引、融合、重组。
企业无疑就是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细胞。
南开大学副校长洚锦聚教授认为，区域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利益为纽带，实现生产力在区域间的布局和发展。区域经济本质上是一系列跨地区经营企业的有机集合，其形成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的行为决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中心”的天津滨海新区，将首先是企业有机集合的大本营，是企业孵化的温床。
在这样一种思考的背景之下，2005年6月28日，当来自环渤海经济圈的一百多家知名企业的领导者聚首津门，坐在一起握手言欢，共商区域发展大计，并且庄严宣布一个区域性企业联盟组织———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正式成立的时候，不用显微镜，人们也能够看到无数的细胞在穿梭搏动。
在成立大会召开之际，记者发现这是一个采访企业家的难得机会，因为这么多企业几乎清一色都是一把手亲自出席；记者想进一步深入采访，却发现这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参会的企业家们在会议期间兴奋和忙碌得一塌糊涂，几乎不停地变化着组合进行交流。这种情形在“五天一大会，三天一小会”的现实中，的确很少见。
本刊记者恰好和山东烟台的一位文化产业的企业家分在一个房间，本想至少可以找机会和“同居者”好好聊聊。但最终，却发现这是一个幻想，因为这位企业家两天来与这间每晚上百美金的房间亲密接触的时间少得可怜，很早出去，很晚回来。询问其动向，都是登门拜访会员企业同行。
会后，这位企业家来到了本刊北京编辑部，与我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这位年轻的女企业家——烟台新飞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最近有一个大手笔——开发了当地最大的一个文化广场，以商业手段，致力于构造文化艺术品的跨国界交流，并且在思维上非常现代和超前，瞄准的是“未来的效益”。用记者的话说，她要构建的是“中国的哈默画廊”。作为一系列重大活动之一的中韩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在紧张的实施中。
在促进会成立大会当天，记者在会场的电梯前偶遇促进会副会长、辽宁丹东洁尔美集团董事长邹丽华女士。匆匆的寒暄，她的脚步始终快捷得让记者恨不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但是，她却非常友善，对记者决不敷衍，在匆匆行走中，对记者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聆听，认真作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对促进会成立的庄重和兴奋。
“成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尽快做出让大家满意、信任的实事，这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从上到下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呀！”说这话时，她的目光中透露出作为促进会副会长的责任感。
洁尔美集团从干洗业务起家，近年来已经迅速成长为跨行业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在环渤海区域及全国都是声名显赫。
“有机会一定到我们企业去看看。我们发展起来了，有一定经济实力了，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却需要新的思路、新的平台、新的商机。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而且一定要走出去。”
这番话所体现出的强烈的发展欲望，在促进会现实的一百多家会员企业中很具代表性。换句话说，大家都是带着发现和寻找新的更大的商业机会的目的入会，并且真心为促进会贡献自己力量的。
发稿之前，记者与邹丽华女士联络，她正在紧张地接待一个韩国考察团。
应该说，这种对商业机会的需求和强烈的走出去发展的欲望，是渤海海岸蕴含着发展激情的内生力量，也是环渤海经济圈能够成体系整合发展的最重要的内生因素。只有激情的细胞才能产生改天换日的力量，才能有打破固有的封闭进行重新组合创造的可能。
这是渤海湾真正的希望、真正的激情力量。
1986年由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的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是全国成立较早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天津作为主办城市，负责联席会日常工作的组织、推动、协调、服务。市长联席会每两年组织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决策重要事项，并就推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进行深入交流。19年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与合作取得很大进展，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扩大，为加强区域经济联合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就是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市长联席会领导下，由环渤海地区企业界和经济界有关人士自愿组合的社团组织，日常办事机构自然设在天津。目前，企业合作促进会已经有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开采、机械电子制造、房地产开发、医药医疗器械、服装加工、食品烟草、生物制品、商贸服务10大行业130多家会员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可云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由政府过渡到企业，市场才是区域经济真正的推动力量。
经济学家魏杰也表明了相同的观点，区域经济发展要靠产业整合和企业整合。
但是具体到区域现实来说，如果缺少行政力量的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恐怕也将是天方夜谭。中国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乃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协调机制来协调区域内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张乃剑的观点与黄兴国应该是不谋而合。这位曾在宁波被人们誉为“港口市长”的现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是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的主要推动者和操作者。他在成立仪式上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的发展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跨地域的横向经济联合将越来越普遍。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区域合作推进机构，构建制度性的区域合作协商机制。企业合作促进会的成立，为环渤海地区企业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协调各个地方之间的差异，打破地域界限，消除各种壁垒，实现区域企业的共同发展。
黄兴国用“恰逢其时”来形容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的成立。“环渤海地区经过多年的打基础、聚能量，区域经济振兴和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
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戴相龙则说，温总理的讲话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滨海新区开放和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天津及滨海新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环渤海地区面临的共同发展机遇。
温总理的讲话、亚欧财长会议在天津的召开、滨海新区作为第二个“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的申报、发改委、建设部的考察调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的成立，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实际上正是一盘大棋的布局。在这局棋中，促进会这颗子无疑点住了一个要地。
新当选的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第一届会长、天津天士力集团总裁闫希军应该是这一段时间责任最重、压力最大的一个人。他考虑更多的是促进会成立后马上就要开展的工作：目前首要的是把各专业分会的经济活动开展起来，使促进会有强大的凝聚力，真正办成深受欢迎的“企业之家”。
他说，根据区域合作的实践经验来看，跨行政区域的利益关系协调应该从整个区域共同体的总体利益上来考虑，不是各成员利益的简单“加和减”，也不是我赢你损的“零和”游戏。总的导向应该是从区域总体利益的增长中实现各成员的利益，把区域的“蛋糕”做大，从而实现成员的利益。希望企业合作促进会能成为经济运行的协调者、区域政策的建议者、区域利益的维护者、行业组织的服务者，充分发挥促进会作用，在政府与企业间“搭桥”，在企业与企业间“造市”。
“企业作为区域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细胞，正迸发出联合与协作的活力。”这位面貌和善的企业家激情地点明了促进会的主题。他说，各类企业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主体，无论产业之间的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城市之间的竞争，其主体都是企业。发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一方面要把重点真正放在发展高新技术和培育大型企业集团上来；另一方面要优化环境，培育立足于区域资源优势、面向区域市场的中小型企业网络，使大中小企业形成集群优势，共同分担“联合起来，振兴渤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使命。
在促进会第一批会员的名单中，记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一百三十多家会员，大都为民营企业。在媒体的信息描述中，也鲜明地写着“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是环渤海地区十大产业百余家企业自愿组合的民间团体，以民营经济为主，成员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南开大学环渤海经济课题组在分析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差距时说，就企业结构而言，环渤海虽然不乏优秀企业，但大型企业比重偏高，中小企业相对较少，缺乏活力；环渤海地区国有企业比重不仅高于长三角、珠三角，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一点曾经是环渤海地区的骄傲和优势，而如今却成为了发展劣势和阻碍。
这是曾经的辉煌给今天留下的负累。
在滨海新区的发展规划中，明确地表明了“将由优惠政策与国家投资推动为主转向市场推动为主”。而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民营经济是市场推动中主要的力量所在。
新编制的《天津滨海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对投融资体制创新进行了下面的描述：一是争取国家支持，在滨海新区进行产业投资基金试点，为新区和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利用渤海银行的总部优势、保税区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优势，争取国家支持开办离岸金融业务，逐步形成离岸金融市场；三是争取设立国际金融租赁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和金融控股集团，完善滨海新区金融服务体系，开办新的金融业务，增强融资能力；四是通过滨海新区财政等多种途径，筹措私营企业产业升级导向资金，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专家们对于上述第四条“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他们认为，滨海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窗口和体制创新先行区，应成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聚集区，尤其应突破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民营经济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垄断行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杨启先说，滨海新区要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因为这样既不需要国家投资，也不需要国家承担风险，而且可以大大解决就业问题，还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果绝大多数行业都允许向民营资本开放，就可能对滨海新区的发展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从全国改革开放情况来看，哪个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得好，哪个地区经济就增长快，而且成本低、效益高，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杨启先说。
目前的经济统计显示，滨海新区民营经济发展慢，比重小，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只有10%。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北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群和工业密集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落后的一个重要内因就是，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城乡二元结构突出，造成市场分割，资源环境压力大，区域经济合作长期不畅。
作为民营企业家，闫希军也非常认同专家们的看法。他说，在长三角、珠三角，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区域合作深化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经济成分的资产、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流动都比较方便。相反，环渤海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特别在一些重点城市的老工业基地，有相当一部分资源枯竭型及技术落后型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完成产业转型、技术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所以，如何培育多元经济成分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以发挥它们在区域合作中最活跃角色的作用，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现阶段，应该以企业为突破口，积极鼓励社会投资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区域合作中来。
这无疑是企业促进会成立的另一层深意所在，也是下一步工作重点所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建立企业合作与发展机制，在中国是一个摸索。
如同当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摸索一样，环渤海经济圈的拓荒者们摸索的，正是当今世界也是当今中国的战略主题：合作。
“建立利益关系，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需要一个平台、一个机制来履行这些职能，这种机制应该是按市场规则运行的机制。借助于这些功能性的机制，也可以进一步明确政府的力量及市场的力量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各地政府在协调政策、营造环境、搭建舞台、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及公共产品领域的作用，重点加强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的合作、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以及市场规范方面的合作等等。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具体项目的合作。”闫希军阐明了这种摸索的操作分工。
在设想中，环渤海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会是一个功能性的合作机制，包括不同层面、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合作机制，比如区域性的物流联盟、技术联盟、企业信用联盟、人才信用联盟等。
促进会成立这天，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的领导以及环渤海市长联席会成员城市的29位市长、副市长，与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200余人悉数到场，人气鼎盛。
记者了解到，洁尔美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邹丽华手中握有资金，也一直看好“风力发电”这个行业，但苦于找不到接洽的契机。但通过促进会这个平台，她已经和风力发电资源丰富的内蒙古的几个市长进行了密切的接洽，她的风力发电项目可能很快就能进入操作阶段了。
促进会秘书处秘书长张伟透露说，有一家美国啤酒企业，目前也正在通过促进会积极寻找合作伙伴，进行贴牌生产。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促进会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内。
来源：《新远见》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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