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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事件拷问保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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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8-01 12:49更新 来源：《经济》杂志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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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但并未定罪的企业负责人无法获得保释，企业因而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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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周季钢
万平事件
万平被拘直接来自一场金正内部的利益争斗。
一开始，东莞金正公司的股权结构是：杨明贵占66.19%，任董事长。田家俊持20%，担任金正董事。万平作为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持有股权8.81%。
2001年8月，因涉及一起走私案杨明贵出走国外，2003年3月8日，杨明贵在国外约见万平，将其所持有的金正股权悉数转让给万平，转让价为5709万元，这样万平则以65.91%的绝对优势完成了对金正的控制。
2003年4月，金正与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设立珠海金正电子工业有限公司，ST天龙持股90％。
此时的利益格局是：东莞金正方面由万平负责，担任董事长，田家俊担任副董事长；ST天龙方面由田家俊负责，担任董事长，ST天龙第三大股东、原在太原市从事墓地生意的宋新梅出任副董事长，万平担任总经理。
万平认为田家俊执掌ST天龙不力，决心着手对ST天龙进行改革。2004年5月22日，ST天龙发出通告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据传言，万平以及太原市政府达成默契，会上将罢免田家俊和宋新梅的职务。
就在当天，5月22日宋新梅前往太原市公安局举报万平：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两笔总计2700万元给广东金正使用，挪用广东金正3209万元用于购买杨明贵股权。
2004年6月4日，万平被太原市公安机关拘捕。
2005年5月16日，山西晋中市人民法院宣判，万平以职务侵占罪名被处有期徒刑15年。万平当天即提起上诉。
自从2004年6月4日被拘，万平已经在看守所里呆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期间，万平无法正常行使其股东权益，而在东莞金正内部出现由第二大股东掌权的“东莞金正公司股东临时管理委员会”。
2005年3月20日,“东莞金正股东临时管理委员会”在东莞金正内部成立，推选田家俊代表金正出席ST天龙于2005年3月24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并选举产生了ST天龙新一届董事，田家俊、宋新梅、刘会来均当选。其中田家俊任董事长职位，而拿着“万平授权书”的王云则被拒于股东大会门外。
权力真空引发金正内乱
在万平被羁押后，其民事权利的行使的授权上，曾出现过三份不同的授权书。
第一次是在万平被羁押的当天，有授权书表明万平授权给王云、杨玉新以及陈实三人负责东莞金正的经营，王云代行其法定代表人资格，以及万平在公司的65.91%的股权权利；
2004年6月8日，第二份授权书出现，在该授权书中，万平授权田家俊和东莞金正董事刘会来代行董事长之职；
2004年10月20日，第三份授权书表明，万平授权给王云代行东莞金正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以及经营权力，并取消此前所有授权。
据万平的亲属证实，第一份和第三份为万平亲自授权，并出具了相关的公证书，在公证书上有万平的手印以及山西晋中市公证处的落款。田家俊所获得的授权纯属捏造。
王云认为，在大股东缺席的情况下，“东莞金正股东临时管理委员会”不仅非法，也不能和大股东的权利相抗衡。随后，王云一纸诉状将“东莞金正股东临时管理委员会”告上法庭。
2005年5月9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通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五款规定，万平作为东莞金正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在其身份未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以东莞金正公司股东临时管理委员会名义作出的授权行为不能对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由此进一步裁定“股东临时管理委员会”非法。
据王云透露，目前在东莞金正内部以王云和田家俊代表的两股势力在不断抗衡，谁也不听谁的。
目前，金正原有的控股生产公司全部解散，为了保住金正品牌，金正将自己的研发团队以及渠道资源注入OEM企业（广东佳彩、广东浪诚），OEM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生产平台，和OEM企业形成战略合作，继续推出新产品。
但业内人士认为，靠这种方式长久的经营下去是不行的，碟机行业利润的不断下滑，金正本身又没有资金投放广告进行品牌推广，金正危在旦夕。
万平运气远差于黄宏生
如果万平能够及时出来行使权利的话，金正或许能够起死回生。“我们寄希望于让万总出来，继续推动金正的发展。”一位金正高管说。
有没有这种可行性？
2004年11月30日，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黄宏生，黄宏生被控涉嫌盗取公司资金逾4800万港元。3天之后，黄宏生和其胞弟黄培升分别以100万港元现金保释。
黄宏生2004年12月3日下午3点离开香港东区法院回到家后，立刻会见律师以及安排工作，重掌创维大局。随后召开视频董事会议，创维数码重组，高层大换血，黄宏生及其弟黄培升、其妻林卫平及其母罗玉英辞去创维属下各子公司董事职务、与案件有关的前首席财务官郑建中不久也辞职。而现任中国电子商会副会长王殿甫走马上任创维数码CEO，坐镇创维。
在深圳主持日常工作的创维集团副主席张学斌和财务副总监吴晓光则成功取得了银行的支持。随后七家银行力挺创维在香港复牌，终于使创维躲过一劫。
据万平代理律师杨力透露，在万平被羁押期间，东莞金正向晋中市检察院表达了要求取保候审的意见，但是没有获得晋中市检察院的批准。
万平在山西公安机关拘押后，金正、天龙危机爆发初期，他提出要向太原市政府汇报安排挽救金正、天龙工作，但公安机关没有允许，三个月中万平只见过他的律师一次。在看守所中，万平多次要求见金正公司高层，安排公司的日常工作，但遭到了拒绝。
杨力认为，2005年4月14日，万平案在山西晋中中级法院首次开庭，开庭当日法庭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被迫休庭，随后联合检察工作人员重新到广东调查取证，山西省公安厅先抓人后取证的做法造成了金正的危机。
同样是民营企业家，同样被人举报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不同的是，创维发生在香港，金正事件发生在内地，万平的运气比黄宏生差得很远。
保释制度之缺
对于晋中市检察院拒绝万平取保候审的要求，杨力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这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最主要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还规定：“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
杨力认为，按照上述规定，万平一案应该适用取保候审。
但据记者了解，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取保候审制度建立时间较短，法律规范还是过于粗糙，对于取保候审权利普遍没有得到重视。
法律专家石海滨认为，长期以来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取保候审权利的保护性规定不仅很少，而且概念内涵不明确，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基本得不到保护。
如关于最重要的“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从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的立法本意来看，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其可能被判处刑期的长短并不是主要依据，而应结合犯罪的性质、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案件的复杂程度、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而法律并没有对“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和适用条件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取保候审问题时无法可依。
此外，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范围过小， “严重疾病”的范围不明确，保证形式不够明确。
所以大多数在中国有过取保候审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在递交取保候审申请以后，所有的权利都已由司法机关掌握，申请人已无实际权利可言，除了被动地接受司法机关的决定以外，什么也不能做。
事实上，保释制度是西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把它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这一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以及减少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费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表示，超期羁押是一个影响人权的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通过诉讼制度的改革。目前，我国的立法制度设计是以羁押为主，而根据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考虑到与国际接轨，黄松有建议立法规定保释作为一般原则，羁押作为辅助手段。
“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各个阶段的羁押期限，将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超期羁押，”黄松有如是说。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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