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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中国经济”特别报道 “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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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7-31 20:28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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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点中国经济的外国专家中，普通中国人熟悉的是诺奖得主蒙代尔、斯蒂格利茨等人。他们常常来到中国出席会议，发表演讲，而且为媒体广泛报道，其观点业广为人知。但蒙代尔、斯蒂格利茨等人都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看法和建议，可以说只是他们研究的“副业”而已。但在海外，确有一些几十年如一日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我们这里就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三位佼佼者，他们是：罗斯基 (Thomas Rawski)、拉迪（Nicholas Lardy）、诺顿（Barry Naughton）。他们最近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评论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这种分析评论建立在经年累月、水滴石穿的研究基础上，因而可能包含了更多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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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基 : 关键在于投资体制改革
罗斯基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经济和经济史。著有《战前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效率和中国经济改革》等。
近年来，罗斯基反复强调，投资体制落后已经严重地拖了中国经济的后腿。投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他在《中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 “Will Investment Behavior Constraint China’s Growth?” China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2) 中，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摘要如下：
中国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已经是众所周知，但是投资体制的落后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经济增长来自于要素更有效率的配置，而资本的配置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此投资体制的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资本配置的效率，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是在投资体制方面的制度创新却非常有限，迄今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行政干预。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呈现出剧烈的季节波动。每年第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相比第三季度往往上升70％以上，而下一年第一季度又下降60％。在投资波动的带动下，GDP也出现剧烈波动，只是幅度略小而已。第一季度GDP比上一年第四季度往往下降25％左右，而第四季度又比第三季度上升20％。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季节波动的幅度很小，一般不超过5％。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台湾等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如此大的经济季节波动反映的是投资体制的计划经济特色，因为投资项目从计划、审批到贷款都有固定的时间表。
中国是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资本缺乏，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中国资本的回报率却是很低的，这也折射出投资效益的低下。多数行业的产能过剩可以间接证明这一点。
从微观角度看，中国工资－租金比率被人为地扭曲。一方面，前些年在劳动力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给公务员和国有部门职工加薪，造成工资水平上涨。例如，1998至2001年间，国有部门总就业人数下降了31％，工资却上升了66％。另一方面，利率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加上很大一部分贷款本来就是软性的，这样相对于劳动力的使用成本，资本的使用成本非常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短缺的国家，劳动力和资本使用成本的扭曲，促使企业更多地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这样不仅加剧就业市场的压力，而且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
拉迪：软着陆尚未实现
拉迪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的金融和国际贸易。著有《中国未完成的经济革命》和《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等。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 ( “What Kind of Landing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Policy Briefs, November, 2004) 中， 拉迪回答了“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软着陆？”这个问题，摘要如下：
2004年在中国实施宏观调控之后，学者们对它的效果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说来持软着陆看法的人占了上风。软着陆派的理由主要是：货币供给和银行贷款的增幅显著下降，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9％以上。更有人认为，软着陆的成功并没有依靠大幅度提高利率，也没有调整人民币汇率，而是主要仰仗银行贷款、项目审批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的行政措施，因此未来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并不大。
持软着陆看法的学者过于乐观了。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2％，几乎和1993年的情况一样。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波动的历史来看，投资占GDP比重达到顶点之后，就会有大幅度下降，因为这样的投资热潮是无法持续的。投资占GDP比重正常情况下应该在30％到35％之间。当投资增幅回落后，私人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增长又不能填补其空缺，这就势必造成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因此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四到五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长达四年的投资膨胀，这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来矫正。这几年的信用膨胀将造成数额庞大的损失。以2003年为例，银行新增贷款高达3万亿元，占GDP的25％。上一次信用膨胀的经验告诉我们，大约40％的新增贷款最终成为了不良贷款。若以此为参照，仅2003年贷款就将损失1.8万亿元.
投资膨胀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从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经验来看，过度膨胀之后就是长达数年的低投资和低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会自动消除。以中国汽车业为例，2003年的增长率高达70％，但是到2004年9月就跌到了4％。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各厂商继续扩大产能。通用和大众已经宣布将在2007年将年产量增加到三百万辆，比2003年全国的产量还要多50％。钢铁、铝和水泥等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诺顿：如何抑制经济过热？
诺顿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的企业改革和宏观经济。著有《超越计划：中国经济改革（1978－1993）》等。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Cooling the Chinese Econom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4）诺顿为中国政府开出了治理经济过热的药方。摘要如下：
当面临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行政手段的作用将非常有限，有时可能还会把问题弄得更糟。中国二十五年改革的经验表明，建立在政府行政手段基础上的改革措施鲜有成功的例子。真正成功的往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这些基本措施包括调整汇率、控制政府支出、提高利率和银行私有化。
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中很多问题都和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有关。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地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它可以使进口地原材料更加便宜，同时迫使一部分投资项目下马，因为这些项目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人民币升值，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的货币也将跟着升值，因此中国出口所受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调整汇率可能会造成外汇市场的波动，但是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应付这一挑战。人民币升值也许还有其他负面影响，例如农民的生活将更加困难，因为进口的农产品会更便宜。就地区而言，东北部和西部地区所受的冲击最大。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政府需要注意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问题。
控制政府支出和提高利率。前些年由于扩大内需的需要，中国的财政支出增长得很快，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3％。另外，银行利率太低，远低于均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时使用，可以做到相得益彰。只需小幅度的调整就可以收到显著的效果。
银行私有化。经济过热和现行不完善的金融体系有关。尽管政府将数百亿美元资金注入国有银行，金融丑闻却仍然层出不穷。只有将国有银行全部或部分私有化，才能给中国金融系统带来新的活力。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上市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作者：张轶凡 （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学者）
来源：《财经文摘》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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