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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怒波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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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陆建华 社会学家

　　王维德 北京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物业经理

　　张召忠 军事专家

　　吉狄马加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陶斯亮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黄怒波：我们是一个建设者，但也是一个破坏者。我们每天在拆掉旧的住宅，但也在建设新的社区。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是建立在社区上面的，但是当我们把旧的文化打破以后，新的社区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陆建华：20多年前，城市居民的60％到70％居住的社区实际上是跟单位连在一起的，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现在能够住在非单位的社区里面了，这种变化的意义非常大，在新的社区，不同经济、社会、职业背景的人聚集一起，社区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新的人群聚集方式。在从单位的居住社区向非单位的居住社区过渡中，这三方面都没有找到一种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相互共享资源、共享利益的一个好机制。由于对社区文化、社区冲突、社区冲突的解决方式缺乏了解，三方面都变成了囚徒，都困在了社区里面。从文化建设的角度、从利益协调的角度，甚至从法律法规的建设角度，社区文化的改善三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雷颐：从1978年起中国社会进行了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它的最大成就，除了使经济高速发展以外，在原有体制下被边缘化的社会概念真正诞生了。也就是说，有了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增加了。尽管一开始还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住房，但是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在住房私有化进程中逐渐产生了小区。认为，在住房商品化、住房私有化的背景之下，小区成为了一个社会细胞，即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进而构成了21世纪的新型社区。

　　陆建华：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大：通过房地产开发商所建的这片社区，不同的经济、社会、职业背景的人聚集到了一起。我想这就是21世纪社区的真正含义：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人群的聚集方式。

　　吉狄马加：现在很多城市记忆包括我们的文化记忆在逐步消失，在新的建设中怎么保留我们过去传统文化的记忆和我们城市的记忆，对建设新的社区非常重要，对于整个世界，对于生活在不同文化带和不同地域的不同种族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建筑作为固体的建筑之外，还应该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个社区里兼容下来，这本身也是多元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建设中，应该考虑怎么给人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应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兼容问题，这个理念的提出也符合民主的潮流。

　　黄怒波：应该说在这里面有开发商的责任，但是业主也需要理性看待这些问题。

　　陆建华：社区文化冲突源于从单位的居住社区向非单位的居住社区过渡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三股力量之间没有找到一种相互协调与合作，共享资源和利益的良好机制。

　　雷颐：社区矛盾与冲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人们逐渐从“单位”制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人，开始出现自治的社区，“大院”正被社区取代。由于现在正处于转型当中，社区还是新生事物，因此社区如何自治，业主与开发商、物业的关系如何处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还有待在实践中被理清、理顺。

　　黄怒波：之所以社区冲突成为当前城市社会的普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缺乏理性沟通的理念和渠道，因而使得聚众闹事、打架等低级的原始斗争方式成为了双方“沟通”的手段。

　　陆建华：要想走出社区文化的冲突和困境，文化建设、利益协调和法律法规建设三方面都不可缺少。开发商、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应该建立一种社区共同体的观念，共同体的感觉是社区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在社区这个平台上，大家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同时，对于矛盾、摩擦和冲突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律或其它规范化的方式来解决。

　　王维德：社区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症结往往表现为居民的物业管理消费观念不成熟和物业管理公司自身的行为规范存在问题。目前，许多开发商往往都把物业管理作为商品房营销的一个卖点，客观上增加了业主对物业管理过高的期望，但同时业主自身“花钱买服务”的消费意识又比较欠缺。由于物业管理市场环境不成熟，有些企业行为不规范，企业自身又缺乏造血功能，于是就发生了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冲突。要想消除冲突，树立良好的社区文化，物业管理公司在提升物业服务水平的同时，业主也应形成物业管理的消费观念。

　　陆建华：如果从利益的角度看，业主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利益主体。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也是利益主体，而且以法人的形式存在，但业主委员会的利益主体除个别城市外，在现有法律上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如果在法律上把三方面划分清楚，这对解决矛盾将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黄怒波：我们中坤地产出资为我们开发的长河湾项目设立了一笔总额为20万元人民币的“业主法律基金”，业主有权利动用这笔基金雇用律师为他们自己的权益与开发商或物业公司打官司。我认为，开发商建立“业主法律基金”，一方面能够帮助业主形成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这一先进理念，另一方面也为业主与开发商或物业公司之间的理性沟通开辟了一条现实渠道，提高了沟通的层次。

　　张召忠：文化的冲突实际是文明的冲突，也是经济的冲突，现在出了三个阶层：富裕阶层、小康阶层、温饱阶层。如果带着一种仇富的心理，就会造成冲突。目前，我们的文化，一个是贵族化的文化，一个是平民化的文化，中间能不能形成一个社区文化，把这两种文化连接起来。

　　雷颐：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公民社会重新诞生了。现在不断有小区业主维权，或者是开发商彼此之间有争斗、有摩擦、有冲突，这是因为在转型中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确定，还处于磨合期，只有通过磨合，甚至诉讼，甚至激烈的冲突，才能逐渐地明确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各种矛盾很激烈，甚至很尖锐，能不能渡过这个阵痛，能不能健康地发展，要看能不能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关键要看小区的发展怎么样。

　　陶斯亮：不要泛泛地说什么社会的和谐，而应该从小事做起，小到夫妻和谐、家庭和谐，中到办公室和谐、社区和谐，然后再到社会和谐。

　　雷颐：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变更，而是使我国整个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的社会结构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它要求将每个人都分配在一个单位里面，他们的生老病死乃至住房都是由单位负责。在这种体制下诞生的就是大院文化。由于此时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固定起来的，没有阶层之间的流动，因此这一阶段形成的大院文化也是封闭的。

　　黄怒波：开发商都是一个破坏者，先把旧的社区拆掉，再建立新的社区。旧的社区最小的基因就是文化的载体。北洋军阀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全部都是很混乱，但是中国社区里面很少有抢、偷盗的行为，为什么？因为当时社区组织还是比较完善。但是说到现在，像伊拉克战后发生了非常混乱的现象，就是因为萨达姆时代把社区的组织全部打乱了，社区文化不复存在。但是我们新的社区是什么样的社区？我们强调个性化、隐私化，但新的社区还没有真正建立，邻居之间还不认识，也不去沟通，开发商和业主也没有办法沟通，这是文化的背景。传统的文化是建立在社区上面的，新社区携带新文化，当我们把旧的社区文化打破以后，21世纪新的社区应该有什么文化？中坤正在试图探讨和构建。

　　陶斯亮：我自己这样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虽然住的房子越来越大，住的小区也越来越漂亮，但是心里总是怀念原来的胡同、大杂院和筒子楼，原因就在于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而现在随着人们纷纷搬入小区，这种文化只能在小说、电影中回味了，原来在筒子楼和大杂院里留下的“美好回忆”却再也无法找寻回来。

　　陆建华：现在我们大家听到、看到，或者亲身经历到的社区现状，确实是冲突比较多、摩擦比较多、矛盾比较多。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在从单位的居住社区向非单位的居住社区过渡过程中，三股力量都没有找到一种好的、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相互共享资源、共享利益的一个好的机制。

　　王维德：在很多崭新的小区内，上演着业主与物业管理者和开发者之间形式各样但不可收拾的冲突，这些冲突把正在孕育的、原本就脆弱的社区文化破坏殆尽。

　　张召忠：这正是文化的冲突造成的，而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就是文明的冲突。他具体谈道，在同一个社区里，居住者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目不识丁的人，差异是非常大的。社区、房子越建越大，社区文化却没有随之跟上来，造成人情的冷漠，这就是文明冲突，它是文化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陶斯亮：在21世纪的新型社区里，只有建立起与之配套的新的社区文化，才能引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没有新的社区文化，就不可能建立健康和谐的社会文化。

　　张召忠：另一方面就是经济上的冲突致使文化产生冲突。现在出现了三个阶层：富裕阶层、小康阶层和温饱阶层。三个阶层虽然没有阶级的意味，但是有一种“仇富”的心理。硬件上房子越盖越大，软件上没有黏合剂，于是就造成了文化的不融合。

　　陆建华：在目前法律法规还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三方面在寻求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应该找到一种良好的沟通机制。

　　张召忠：在WTO、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三大契机的带动之下，社区文化的形成和走向成熟极有可能形成产业化发展的态势。

　　来源：《新远见》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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