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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囚笼(一):一个村庄和无数个囚笼
2005-04-18 17:34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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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里的囚笼》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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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村庄和无数个囚笼

  □ 文/寇建平

  大约可以这样想象:在古时候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一群人聚在了一起,男人们大多穿着袒露着黝黑四肢的兽皮,面前摆着自家剩余的物什,自制的陶罐,或者两头羊,三担粟——,以物易物。之所以选中这个地方交易,因为此地是各个部落的中心,同时恰好旁边有一条小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开始搬到了这里居住,同时为了安全,给周围夯上了黄土的围墙,于是,城市产生了。

  事实上,城市的产生过程要复杂得多。

  城市的起源问题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曾引起西方历史学家很大的争议,提出了很多理论:如“罗马城市论”、“世袭领地论”、“玛克尔论”、“城堡论”与“市场论”等。亨利·皮雷纳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

  相比之下,中国城市的起源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大不相同。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早期的城市,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汉字的“城”和“秤”是一个发音。秤,就是权衡的意思。城市,就是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问题的中心区域。“市”和“筮”是一个发音,城市就是文化和商品交流之地,是消除人们的各种身心困惑之地。易卦理念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中,注意天地人的和谐关系。所以,中国古代城市十分注意通过城市的结构布局去最大限度的使人的身心符合自然天道,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宗旨,是要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性的需要,是以人为本。

  这只是一个猜想,或者是一个愿望。

  至于城市的真正起源,无论中外,十二世纪末期以前的认知一无所有。因此,仍然有许多东西无从得知,所以,在引人入胜的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不得不常常借助于推理和假设。

  但是,对城市起源的懵懂,并不影响人们对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

  至今所知的人类300多万年的历史,城市文明只有6000多年,也就是说人类社会99.5%以上的时间是在没有城市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缓慢发展的。人类一旦进入城市,整个社会就进入了加速度的发展状态,从此“文明——社会分工”与人类结缘。

  现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4%,中国的城市化正在接近30%,中国的大地正在前所未有的变成一个大工地。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65%,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城市社会。

  文明器物里盛装的残羹剩饭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由此我们知道了,城乡的二元结构以及城乡两极分化并不从是今天才有,不知道唐朝的这位女士有没有进城去打工的打算,也做一个不养蚕的遍身罗绮者?

  这样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去城市,去大城市,去最大的城市,小城市的人们这样想,乡村的人们也这样想。事实上,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农业人口就不间断地往城市里流动,几千年来就没有停止过。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像热带密林的植物一样疯狂生长,城市里优裕物质享受的暗示,以及遍布实现这种暗示的机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大片土地被撂荒,无以计数的郊区和农村被并入城市,城市日益臃肿不堪,而配套的服务,就业、福利等设施无法跟上城市的发展速度,城市问题频繁出现,管理陷入困境,贫富差距拉大,人口老化严重,大批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环境的恶化,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失业率不断上升,城市犯罪现象增加,阶层摩擦加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粗糙。

  高耸的楼群和广场、现代堂皇富丽的住宅和社区,却无法掩盖城市的颓废和贫乏,以及充斥着的犯罪和肮脏。

  城市这个容器前所未有的显示出她的冰冷面孔。

  非人性化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城市文明以她的铁石心肠生长,而人文精神在这个进程中被迅速剥离而逐渐萎缩。人性被掩藏在刻板的社会秩序之中,湮没在石笋般长大的楼群之间:在工厂就是工作,在家里就是过活,邻里被高墙和栅栏绝缘,城市弥漫着威严和压抑的气息。在鸽笼般的房子里,人们给所有的门都上了厚重的锁,同时,也在心里竖起了一堵高墙。人们孤军奋战,互不熟知,互为防备。在这商潮裹挟、崇尚物质的水泥家园里,道德、血缘、友谊都变得无足轻重,城市四周充斥的是无尽的喧闹,空间里游离的是文化的迷失,灵魂的失落。

  来到了城市,却失落了自己

  迅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得城市迅速成为“还俗”的消费市场,在一个价值观支离破碎、缺乏长远精神寄托的社会,各种口味的“心灵鸡汤”都能唤起人们的普遍情绪。

  芒福德曾说:“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神灵,经过一段长时间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男男女女。”

  但是,面目全非。

  同时,城市的人们给自己的作恶找到了可以搪塞的理由:潜意识学说最先饶恕了罪恶、存在主义把错误退回每个人自己、道德相对主义则看着这一切都不再生气。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对丑陋事物的无限宽容,庸俗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不相信任何超越性的情感,欺骗与腐败获得了默认的合法性,对贫困的漠视……

  城市的人们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同时又前所未有的慌乱迷离。

  今天,你随意地选择一个方向与路线,信步走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时,你所看到的大多数表情一致:焦虑的面孔。在一部制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片中,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他们随机寻找到的被访者——他们的身份从城市精英到无职业者——他们想要什么?大多数答案是“钱”。而在中央电视台另一个关于“幸福体会”的随机采访中,市民面对记者突如其来的“你幸福吗”的询问中,很多人的答案是:我不姓傅,我姓**。幸福这个词,对于城市人显然已经很陌生了。

  没人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倍感焦虑、迷惘的社会。

  实际上,我们是被围困者,在那一个个囚笼里。无论是春风得意的成功者,牢骚满腹的失意者,穷途末路的失败者,还是百折不挠的奋斗者,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存压力,面对可能的失去、渴望不曾拥有而殚精竭虑、忧心忡忡。

  现在的城市已经成压力之城。

  那么,我们将该如何承担整整城市人精神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我们面临普遍的焦虑感。技术革命、信息化浪潮使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像纽约与伦敦的年轻人一样,被焦虑所俘虏。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为艰苦的挑战——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抬头时,我们面对着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感觉到什么也抓不住,而低头时,我们又看到脚下的土地早已松动,我们不知道能够踩住什么。

  城市在追求效率、效益和时间的同时,失落了对自身的反省和历史文化的再认识,城市的历史文明散落在现代城市的角落,在沉默中等待着升华和复归。

  所以,对于今天的城市来说,寻找更多元的价值标准,或者说发现另一种价值来替代经济这一惟一的社会信念大厦的支撑物,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城市的反省和复归

  城市的魅力在于人,没有人居住的城市,无疑就是一座死城,那么一座城市的觉醒也应当是城市人的觉醒。

  城市的夜空,躁动且静逸。

  信息且机器化了的人们,从城市道路上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确切地说是自己的家,我一直认为家园的概念:是一个提供交流、互相相识的人群的组合。而在现在的新型社区里,人们一墙之隔近在咫尺却形同陌路。

  随着城市化的一步步纵深,中国城市的居住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前,家园式的四合院、工厂大院、部队大院等迅速解体,人群被迅速分拣,装进了城市开发商给他们量身制定的各个新型社区,在某些西方社会学家看来,这种社区变迁是社区的失败或者社区的消失,用现代术语来说:“作为现代社会城市的流动性和分裂性的结果,我们失去了社区”。

  从1978年起中国社会进行了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它的最大成就,除了使经济高速发展以外,在原有体制下被边缘化的社会概念真正诞生了。也就是说,有了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增加了。尽管一开始还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住房,但是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在住房私有化进程中逐渐产生了小区。社科院研究员雷颐认为,在住房商品化、住房私有化的背景之下,小区成为了一个社会细胞,即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进而构成了21世纪的新型社区。

  然而,社区转化的速度太快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身处社区的人们显然有些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怎样去释放自己良心中善的一面。

  尽管内心还有关于家园的梦想,但冷漠、戒备的确让都市人却再也无法找到家园。

  而社区里的业主与物业、与开发商以及业主之间的矛盾也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呈现在都市人面前。

  没有归属感,进而对自己所处的城市充满陌生与敌意。每一个城市人都成了“都市里的异乡人”社区也就成为了现代人的囚笼。

  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社区的支离破碎也是一个城市的支离破碎。或许,此时我们可以回顾刘易斯·芒福德早已提出的追问“城市会消失吗”?除了乌托邦的城市想象,我们还有没有确实可行的选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或许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用语,但是人类社会就是用这种朴素的自我改良来适应自然,从而征服自然。

  都市人用自己的方式正在不断的尝试着冲破囚笼,而这一切,首先从自己居住的社区开始。

  近几年来,城市中各种各样的自发性社区组织如雨后春笋,居民们利用网络分享各自的快乐,集体驱车出游,拿起摄像机拍摄小区新鲜事,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而这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回龙观社区(本刊第三期有详细报道)和位于云南昆明市的江岸小区。

  江岸小区只是一个中档水平的社区,但由于小区发展起丰富的多层次的小区文化,使这里成为居民健康快乐的精神家园。

  小区开展了大众化的彝族民间舞蹈三跺脚、烟盒物,以及花灯、滇剧、元极舞、扇子舞、交谊舞、拉丁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体育活动,蔚然成风。在一次外国专家孩子和小区儿童的圣诞节联欢会上,精彩纷呈,一位外国儿童的父亲翘起拇指称赞:“你们中国人爱说宾至如归,我和孩子都享受到了。OK!”

  社区居民的精神需求还需要有享受性的一面,如欣赏音乐、文学作品、文艺演出等等。

  常常可见的景象是,在小区文化中心,十多位老人正在专心听老师讲解,学习剪纸艺术。旁边的大厅里,一群老人和中年人正在全神贯注的打太极拳,凝神静气,一招一式大方舒缓。大厅悬挂着云南佤族第一位画家布饶依灵画的五十幅《鸡》,每幅画里的鸡都各具神态,无一相同。

  ……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在深入研究江岸小区的小区文化后,说:“社区文化美国最好,看了江岸小区就不用到美国去了”。

  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著名实业家吴新钿博士说:“江岸小区的经验在全球推广,世界就不会有战争”。

  中国社会现在正在转型,各种矛盾很激烈,甚至很尖锐。雷颐说,中国社会能不能渡过这个阵痛,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关键要看能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而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关键要看社区如何发展。传统的文化是建立在社区上面的,新社区携带新文化,“当我们把旧的社区文化打破以后,21世纪新的社区应该有什么文化?

  “在21世纪的新型社区里,只有建立起与之配套的新的社区文化,才能引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陶斯亮的话不容置疑,“没有新的社区文化,就不可能建立健康和谐的社会文化”。

  人类习惯于打破,打破是为了寻找新的和谐和进步。

  所以,城市的归宿最终是走向和谐。

  社区新文化的再现,正是这一寻找过程的开始。

  那么,城市会消失吗?

  来源:《新远见》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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