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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四大“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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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3-28 16:30更新 来源：转载文章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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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要想发生根本性好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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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6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保持增长，但俄罗斯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俄罗斯是否真正步入了稳定的增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是否已经主要由良好的国际市场行情转向了由内需拉动？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尤其是，俄罗斯经济现在还存在四大“软肋”：
尽管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在不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目前俄官方做出的“俄罗斯经济的主要拉动因素由超级良好的外部市场行情转向日益扩大的内部需求增长”的论断还为时尚早。实际上，近年来俄经济快速增长，首先依然得益于一直飙升的国际市场行情，其次才能归结为国内投资和内需的扩大。俄罗斯经济增长对国际原料市场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依赖性还十分强烈。2004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中，一半以上是由石油出口贡献的。一旦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经济将无法维持增长的势头。原因主要有：经济增长还没有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还没有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还没有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
“软肋”之二： 社会福利货币化改革
2004年8月5日，俄国家杜马二读通过了关于俄罗斯社会福利的货币化补偿法案。按照这一法案，苏联英雄、二战老兵、残疾人、北方居民、孤儿、切尔诺贝利事件受害者等人群从2005年1月1日起不再享受特殊优惠待遇，相应的优惠措施改为通过现金进行补偿。此次改革涉及3200万人，占俄总人口的1/4，改革范围不包括公共住宅福利和200万政府公务员实物形态的福利。此次改革遭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对，被称为是普京执政以来最糟糕的一次改革，由此在全国30多个城市中先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对风潮，普京的支持率也因此跌至上任以来的最低点。
应该说，普京此次改革原有社会福利体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改革法案的制定应该广泛吸收各团体、组织参与，充分考虑群众意见，也许会避免这种广泛的反对风潮，同时有利于推动下一阶段的相关改革举措。另外，由于此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原则，进一步加强了中央财权，把相当一部分支出责任推给了地方，客观上使得同类人群由于居住地的不同而造成待遇不平等，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软肋”之三： 俄罗斯居民对银行的信任风波
经过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的重组和整顿，俄罗斯银行体系的负债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提高，而非居民资金的比重已经日渐下降。2004年6月、7月，由于不断发生银行业丑闻，导致大量居民竞相到大肆吸收居民存款的俄罗斯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进行挤兑，波及2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导致一批银行倒闭，直到现在，银行挤兑风潮仍未完全平息。此次挤兑风潮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准金融危机”，只是其规模和影响不及199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事件所体现出的俄罗斯居民对银行、政府、乃至总统的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到银行信贷的发放，从而导致零售贸易和建筑业增幅放慢，进一步影响到国内的消费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俄下一步的经济增长速度。
“软肋”之四： “尤科斯事件”余波未平
“尤科斯事件”始发于2003年，表面上看，这一事件源于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偷漏税款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个人政治野心。但是仔细分析这一事件的本质可以看到，这一事件的政策含义涉及到对叶利钦时期所进行的产权分配的重新审视。从新近出台的需要进行私有化和不许进行私有化的俄罗斯企业清单中可以看出，国家无疑要加强对像石油这样的战略性物资的进一步控制，其结果是实施事实上的国有化。
“尤科斯事件”发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西方投资者撤资85亿到 120亿美元（其中2004年上半年共撤资56亿美元），而且这一事件使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感到在俄罗斯投资仍然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从而使外资继续裹足不前。因此，它对俄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和长期的。由于尤科斯公司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所占的举足轻重的份额，从某种程度上说，尤科斯公司的命运将会影响到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价格走势。
可以说，俄罗斯经济要想发生根本性好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局面，改善经济结构，努力发展创新性经济。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真正建立法治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6月28日发表的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的报告认为，俄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同时，该国的经济结构改革也为实现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贡献。目前，俄经济形势仍在继续改善，短期经济指标预测令人乐观，居民实际收入增加，就业状况好转以及主要社会指标改善。
报告同时也指出，俄经济依然存在一些隐忧，特别是如果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对能源出口依赖较强的俄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将是个疑问。另外，最近2年来俄通货膨胀率仍在10％至11％的高位，俄货币卢布的实际汇率近一年来也迅速升值，这些都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报告认为，俄当局应当对目前的财政预算、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作出重大修正。
报告认为，俄经济结构改革进展依然缓慢，结构改革的优先任务应当是改善投资环境和降低经济对石油部门的依赖，大力推进行政改革、住房改革、银行和自然垄断部门的改革具有关键意义。
俄罗斯经济与贸易部《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要点：
◇ 扩大投资规模，建立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经济。通过降低税率扩大企业投资、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增加国家投资和大力引进外资等途径，使投资率从GDP的18%上升到30%，从而使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主要靠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向主要靠实现生产设备现代化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
◇ 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加工工业部门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发展“新经济”部门。增加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努力增加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高附加值。组织实施11个与世界科技发展潜力相适应的科技和工艺研制项目，力争在2-3年内将建立起大规模、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高盈利的高技术产品生产。
◇ 加快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提高“人力资本”的竞争力。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俄罗斯的自然资本居世界第一，人力资本低于美国，高于欧盟，但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结合而形成的再生资本，则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短期内完成技术变革，大大缩小在技术和工艺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 发展基础设施，实现道路交通现代化。将俄主体路网与全欧路网接通，并通过跨西伯利亚走廊与远东地区的路网连接起来，同时建设和改造南北走廊中的公路。国家建干线，私人建支线，把全国的经济中心连接起来，把地区市场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并促进沿线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 改善法律环境，加快加入世贸组织步伐。俄罗斯入世谈判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距、俄罗斯国内外市场能源价格扯平、过渡期安排、服务市场的准入等。由于处身于世贸组织之外，俄罗斯每年因受到商品出口歧视与制裁的损失达到20多亿美元。同时，长期游离于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之外，也不利于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尽快成为WTO成员是俄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
俄罗斯政府《2008年前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主要活动方向》要点
为了实现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经济在10年内翻番、减少贫困、增加人民福利和使军队实现现代化等任务，俄政府在2008年以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主要包括：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发展人力资本；消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约束；提高俄罗斯公司的竞争力，稳固俄罗斯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地位；促进俄联邦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俄罗斯与世界经济的合理一体化。
谁在拖中国经济的后腿？
低效率的金融体系和投资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并非盲目乐观。虽然他们看到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发展“巧妙地”绕过了拘束的体制，发展得蓬勃有力，但同时也在提醒：低效率投资已经在延缓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了。
拿海外出生证的中国民营企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指出，中国的经济腾飞靠的并不是自身大规模银行体系的支持，而是香港金融体系的“保驾”，而港资直到今天还在外资的范畴之内。
“可以说，是外商直接投资扶了中国低效率的金融体系一把。”
“自从打开国门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它的起点实在很低。”以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例，黄亚生分析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几乎和联想这样的企业奇迹毫无关系。”
刚刚以12.5亿美元收购美国IBM公司电脑业务的联想集团公司是中国数字部落走向世界的先锋，这次收购创举也让中国的本土企业倍感振奋。但谁能想到，联想当初组建时却受到中国原有体系的重重阻碍。
“80年代的中国，电脑业是非传统产业，中国电子部根本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电脑行业。”黄亚生说，“你不得不先到香港注册，然后再回到内地投资。于是，联想集团公司变为由中国科学院和香港公司合资的内地企业。注册地点在香港，但是总部却在北京。”
在黄亚生眼中，中国改革初期的这个小小的“空子”反而误打误撞地变成“允许人力和资本流动”的成就。无论体制上的限制如何多，聪明的中国企业家还可以出国拿一张出生证，然后再回国孵化企业。而这一点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
比起创业之初的艰难，中国民营企业如今的生存空间舒展多了。黄亚生指出，现在国内投资者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私有财产得到了更多的保障。民营企业现在可以和国企、外企平起平坐了。它们的投资触角甚至延伸到以往被国有企业垄断的项目中。
黄亚生的总结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并没有影响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却阻碍了它们的成长。
金融“软肋”不太软？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确已成为经济巨人的软肋。” 在自己的研究中，艾伦为中国金融体系诊断出两大顽疾：“首先，中国的银行体系投入过多，贷款项目被坏账、呆账充斥。其次，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大。上海和深圳两大证交所加起来规模也只不过是全世界第十一大，无法与纽约、香港地区并肩。”
然而，吸引艾伦注意的是，为什么带着这些弊病，中国经济的车轮还能疾驶向前呢？他的目光锁定在中国市场上生气勃勃的另一股力量：外资、私营、乡镇企业正以每年14%～15%的速度推动经济车轮。
“它们对中国贸易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之间的竞争已经展开，这对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很重要。”艾伦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传统的金融体系的确有问题，但这条‘软肋’还没有软到拖跨经济快速成长的地步。因此，中国经济继续腾飞是毫无疑问的。”
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投资的低回报 与艾伦的乐观预测一样，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教授罗斯基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但他认为，如果说将来会有什么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那就是“投资的低回报”。
他说，“中国急需建立一套有系统的投资体系，将所有工程在固定的预算内完成。”
罗斯基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对中国今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充满信心。但由于问题解决得太慢，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
日本错过“中国特快” 不仅中国经济正在对日本渐行渐远，而且日本也没有搭上飞速行驶的“中国特快”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正在迅速崛起。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比前一年增长35.7%，达11547亿美元。由此，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双双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中国飞速发展之下，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而在日本占世界经济比重下降的情况下，在中国眼中，日本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中日经贸在“降温” 尽管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很冷，但日本对华贸易一直持续保持旺盛势头。据财务省发表的2004年贸易统计速报显示，日本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整体对外贸易的20.1%，首次超过对美贸易（18.6%）。今后日本贸易有望继续向中国转移，早则在今年内，即使不包括香港地区在内，中国也将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 但是，这种从日本看来日益亲密的中日贸易关系，在中国看来却在降温。2004年，中国对日贸易的增长率（25.7%）低于其他国家（其中，对欧盟为33.6%，对美国为34.3%，对韩国为42.5%）。而且，这种倾向并不是最近才呈现出来的。自90年代后期以来，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日本迄今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2004年却被欧盟和美国甩在了后面，沦为第三位。
因此，尽管日本方面的统计显示了日本经济正在向中国转移，但中国方面的统计却表明中国经济正在与日本渐行渐远。这种非对称性恰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萧条。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和最终产品的市场，其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为了抓住这一商机，世界各国都在增加对华贸易。从日本看，虽然对华贸易的增长高于其他地区，但由于不及中国贸易整体的扩大幅度，因此在中国眼里的日本地位相对下降了。实际上，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以后陷入了长期萧条，因此，不仅对中国而言，对其他国家而言，日本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都已经大不如前。
日本没有搭上“中国特快”
看一下从“贸易依存度”扣除了对象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这一规模因素之后的“贸易结合度”，就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冷却。这里所说的贸易结合度，定义如下： 按照这一公式，我们计算一下中国对日贸易结合度和日本对华贸易结合度，就会发现它们在90年代后期以来都在下降：分别从1996年的3.0%和3.1%下降到了2004年的2.4%。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以超过日本占世界贸易比重的缩小幅度下降，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在提高，却不及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扩大幅度。
也许日趋冷却的政治关系已经对经济关系造成了恶劣影响，从以往的贸易结合度的变化来判断，可以说不仅中国经济正在对日本渐行渐远，而且日本也没有搭上飞速行驶的“中国特快”。
来源：《财经文摘》 编辑：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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